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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南京图书馆翻阅民国时期《南京日报》时，发现叶圣陶和巴金书信各一封。这两封信未见于《叶圣陶集》和《巴金全集》，二人的年谱也没有记录，可判定为佚信。为保存史料，先把两封佚信照录如下：胡牧先生： 示悉。前云有两诗将刊载于179期，实即刊载于181期之两首。179期篇幅已满，遂迁入181期尔。181期已寄上，此时想蒙收到。此次所惠数稿，已续毕。价均平，少有余味，心切不拟刊载，即以奉还。默察足下写稿进展，今已达不患写不出之阶段，进一步似宜少诉作，多所思，思之深然后出之，当有进境也。匆复，即请近安。 叶绯淘启 胡牧先生： 两信均收到，谢谢你看得起我。其实我说不上懂得文学，我不过在学习写写小说罢了。《中国作家》我是个挂名编辑，实际负责人是叶圣陶先生。本来说好刊物在一月出版，后因登记证未发下，不能付印，到现在还无发稿消息。匆复，祝好！ 巴金 三月廿四日 这两封信均发表在《南京日报·文艺新潮》的“作家书简”栏目（叶圣陶信刊发时间是1947年6月14日，巴金信刊发时间为1947年6月21日）。《文艺新潮》是《南京日报》的文艺周刊，1947年6月6日《南京日报》刊出《本报启事》：“本报自本月起，增设文艺新潮周刊，聘请胡牧主编，每逢周末刊出。”6月7日正式出刊。主编胡牧在《稿约六章》中明确宣称：“本刊欢迎富有现实性之文艺，一切旧文学请向后转。”并积极向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等文学名家约稿。胡牧又在《今后的本刊》中号召大家写方言诗、民歌和农村短篇小说，受此影响，《文艺新潮》相继刊发了丁力的中篇小说《黑夜》，胡牧的《方言诗小集》和长诗《土地的震怒》等。 接着回来说叶圣陶的这封佚信。信末署名“叶绯淘”为“叶圣陶”之误，关于这一点，胡牧专门做了解释：“上期作家书简为作家叶圣陶先生写给编者的，误被手民植为‘叶绯淘’，特此更正。”信的写作日期暂时不能确定，信中所说刊载“两诗”的杂志为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两诗”题目为《希望》和《祝福》（见《中学生》第181期）。而此前胡牧还在第172期《中学生》杂志发表诗歌《赞美诗》《纺车边的话》《光明》，第174期发表诗歌《世纪的旗》《我，你，他》《花》，这也符合叶圣陶信中所说的“此次所惠数稿，已续毕”。或许是因为叶圣陶觉得胡牧的诗“价均平，少有余味”，此后的《中学生》杂志再也没有出现胡牧的名字。但胡牧的写作水平还是得到了叶圣陶的认可，叶圣陶认为他已经到了不愁写不出文章的阶段，并建议胡牧接下来要少创作多思考，思考到一定的程度再来下笔，这样才能有进步。叶圣陶对胡牧这位青年作者的态度是诚恳和善的。 巴金的这封佚信是在连续收到胡牧两封信后写的回信，回信日期是1947年3月24日。胡牧写给巴金的信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从这里只能大致推测他在来信中向巴金询问了相关《中国作家》的问题。巴金告诉胡牧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是叶圣陶，本来准备在一月出版，“后因登记证未发下，不能付印，到现在还无发稿消息”。《中国作家》由中国全国文艺协会编辑发行，创刊号迟至1947年10月1日才推出。杂志共出版3期，在这3期中并没有胡牧的诗文。至于信中所说“我说不上懂得文学”“我不过在学习写写小说罢了”，自然是巴金的自谦之词，由此似乎也可看出巴金和胡牧之间并没有太深的交情。 最后谈一下这两封信的写作对象胡牧。笔者只收集到一些关于他的零星的信息，胡牧以诗歌和散文创作为主，1945年以后开始大量发表作品，曾在《文艺春秋》《文潮月刊》《文艺先锋》《益世报》等知名报刊上发表诗文。《南京日报·文艺新潮》的“文讯”栏有几则关于主编胡牧的消息：“胡牧现正埋头写一电影剧本，名《春风吹又生》，不久即问世，多刊布于新民报评事街。”“中国诗歌会新拟向《和平》《大刚》《中时》诸报增辟诗刊，现正接洽中，闻将有胡牧，沙坪，在湄，洪波四人主编。”由此可知，胡牧在当时的南京文坛颇为活跃。此外，胡牧对民歌和方言诗的大力提倡值得重视。他在《论中国目前诗歌运动》中明确提出：“目前的新诗，只是从旧的文学遗产——诗，词——慢慢地进步到民歌的路程上的一个过程。因此，民歌才算是真正在文艺运动中反映民众生活的主要部分。”在《民歌的方向》里又说：“马凡驼的山歌，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已经揭竿斩木而起，我们相信这一条光辉的道路，是走向太阳最近的旅程。”具体到实践中，胡牧创作了大量民歌和方言诗，并在多个刊物上开辟专栏提倡民歌运动。他与多人一起合著的《花开满地又是春》被评论家认为是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歌唱人民难言的苦衷，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民歌尝试集。胡牧在新诗大众化的理论倡导和具体创作上均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也应该被文学史记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