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启示与结语 可以说，自从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确定以来，研究界对于翻译研究中种种不同转向和范式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翻译研究到底应该以语言为主还是以文化因素为主的争论也时有发生。结合对霍恩比教授的访谈，笔者认为，对于这些争论有必要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这样才能使得翻译学更健康地向前发展。笔者不揣浅陋，认为以下三点值得国内研究界进行关注和反思，也借此机会求教于方家： 首先，当前翻译研究界应该注意对研究范式的界定和区分。从霍恩比教授的著作以及本次访谈的内容可以看出，她认为翻译研究中一种范式的真正出现，应该是较之前的研究范式而言，在如何看待翻译现象方面具有完全的差异，比如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的过渡，前者仅仅关注翻译现象中语言层面的变化，后者则是一种彻底的改变，是一种范式上的革新；而“文化转向”之后的种种转向，如“实证转向”“社会学转向”等，都只是研究视角的变化，并没有形成范式的改变。但是，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语用学范式”（吕俊、侯向群2010：41）“文艺学范式”“交际理论范式”（武光军2006：26-27），但是对于如何界定和区分翻译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却没有达成共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因此，在讨论翻译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时，有必要对其概念、标准、类别等进行探讨，这样才能够促进翻译研究的发展。④其次，对于范式和转向等持续不断的讨论也涉及到对翻译研究本体认识存在差异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曾经撰文进行过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语言应该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赵彦春2005；吕俊、侯向群2010），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文化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谢天振2008），这些讨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随着翻译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在如何看待翻译学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语言学派研究者开始关注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张美芳2006），芒迪教授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评价理论对于译者决策过程的考察就是建立在对文本进行语言层面分析的基础上，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影响（Munday 2012），而文化学派研究者也并非完全脱离文本来探讨翻译现象，例如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在讨论意识形态对于译文影响时，使用了《利西翠妲》（Lysistrata）不同译本对于敏感词汇的处理，虽然其讨论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等文化层面的因素（Lefevere 2011），但并没有完全抛弃对文本的分析。所以，不同学派重心不同是由于视角不同而选择的重点不同而已。事实上，语言和文化本来就是互相镶嵌，两者都应该是翻译研究的本体内容，在翻译研究中缺一不可。正如王斌华（2015：102）所言，“关注语言转换的语言学路径的研究是译学研究的本体，关注译者角色、翻译语境、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翻译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化学路径和社会学路径的研究也是译学研究的本体”。 再次，各种交替出现的范式也好、转向也罢，人们对其进行讨论的目的在于促进翻译研究向前发展，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关于范式或者转向的争论在当下应该让位于研究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以及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可以说，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如何有效地开展跨学科研究却似乎很少得到关注。虽然翻译研究中不同范式的出现或者转向的更迭使得翻译研究从很多不同的学科汲取理论养分，进而丰富了翻译研究的视角与内容，如伦理学（Pym 2012）、社会学（Wolf 2015）、形象学（van Doorslaer et al.2016），但是仅仅通过吸收其他学科来促进翻译现象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达到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事实上，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两门学科之间能够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且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理论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Gambier & van Doorslaer 2016），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学科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现今，翻译学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方面可谓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其他学科是否意识到了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存在、是否意识到翻译现象在其他学科中所扮演的地位、是否会使用翻译学科中的某些概念来研究本学科的现象，都是研究者目前尚未意识到或者尚未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在翻译研究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养分而稳步前进的同时，如何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使得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更强的巩固和更多学科的关注，也是今后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致谢：本访谈用英文进行，Snell-Hornby教授对英文文稿进行了审订，文章撰写和修改过程中作者的导师文军教授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https://typo3.univie.ac.at/index.php?id=18346. ②参见2015年Jeremy Munday和张美芳主编的Discourse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Special Issue of Target 27:3）。 ③此为霍恩比教授的进一步解释，笔者注。 ④相关讨论可参见刘性峰、王宏发表在《外语研究》2016年第2期的“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问题及对策”一文。 原文参考文献： [1]Bassnett,S.& A.Lefevere.1998.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2]Chesterman,A.2007.The cumbersome multidisciplinar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C]//The Finnish Socie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Yearbook 2006-2007.Helsinki:The Finnish Socie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101-109. [3]Gambier,Y.& L.van Doorslaer(eds.).2016.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C].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4]Holmes,J.1972/1988.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C]//J.Holmes(ed.).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Rodopi.67-80. [5]Ji,M.(ed.).2016.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Explored[C].Sheffield & Bristol:Equinox Publishing. [6]Lefevere,A.1993.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Recent,less recent and to come[J]Target 5(2):229-241. [7]Lefevere,A.2011.Lifelines,noses,legs,handles:The lysistrata of aristophanes[C]//顿官刚，编著.西方翻译理论文献选读.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85-304. [8]Munday,J.2012.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9]Pym,A.2012.On Translator s Ethics:Principles for Mediation between Cultures[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10]Snell-Hornby,M.1988.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11]Snell-Hornby,M.2006.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12]Snell-Hornby,M.2009."What's in a name?":On metalinguistic confus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C]//Y.Gambier & L.van Doorslaer(eds.).The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23-134. [13]Toury,G.1995.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14]van Doorslaer,L.,et al.(eds.).2016.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C].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15]Wolf,M.2015.The Habsburg Monarchy's Many-languaged Soul: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1848-1918[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16]Wolf,M.& A.Fukari(eds.).2007.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17]邓静，穆雷.2008.《翻译研究中的转向：是新范式还是角度转换？》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1)：72-74. [18]韩子满.2007.西方翻译研究的转向与进展——评《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J].中国翻译(5)：42-45. [19]李广荣，郭建中.2008.《翻译研究中的转向面面观》述介[J].中国科技翻译(3)：62-65. [20]刘性峰，王宏.2016.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问题及对策[J].外语研究(2)：87-91. [21]吕俊，侯向群.2010.范式转换抑或视角转变[J].中国翻译(1)：41-45. [22]王斌华.2015.对外传播话语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批评翻译学的实证路径探索[J].中国外语(1)：101-106，111. [23]武光军.2006.当代翻译研究范式述评[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8)：24-28. [24]谢天振.2008.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中国翻译(5)：6-10. [25]张美芳.2006.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比利时“语言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专家访谈录[J].中国翻译(3)：33-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