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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您在《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中还探讨了“实证转向”（empirical turn），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其称为实证研究范式（J2016），我们是否能将其称为一种范式呢？ 霍：实证研究并不是一种范式或者思维系统，而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前，翻译研究是纯理论和纯语言学的，事实上很多研究都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相关，当时研究的最大单位是句子，而研究者无法超越这个范围。在转换生成语法占据主导地位期间，语言学研究是纯理论的，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语言并没有太大关联。1992年，在维也纳的一场讲座中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呼吁人们在基于问卷调查、受试者的经验以及录音等的口译研究中使用实证方法。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研究范式。撰写学术论文时，我们需要考虑研究目的以及达到研究目的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或实证研究，这都是研究范式包含的内容。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在翻译研究中普遍使用，尤其是口译和视听翻译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AVT）方面。但对于那些使用大量实证研究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可能会将其称作研究范式。 张：根据刚才的对话，我是否可以这样说：语言学研究范式和文化学研究范式主要是从其理论视角的差异进行区分，而描写翻译学范式和实证翻译学范式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差异进行区分？我们对范式的区分有没有公认的标准呢？ 霍：是的，你可以这样对它们进行区分。但我认为，没有固定的标准来对某种范式进行“前瞻式”的判断，因为范式需要我们以“后顾式”的方式来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应该是通过大量实例进行描述、定义和证实之后才被赋予意义的。 张：谈论一种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研究时，往往会出现几种说法，以社会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称其为“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研究范式”或者“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在这里，“视角”“范式”以及“途径”都是合理的表达吗？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霍：不得不说，在翻译研究中，人们总是使用不同的术语指代同一件事情，或者用同一个术语指代不同的事情，这导致了很多术语方面的混乱。在《翻译的元语言》（The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这本论文集中，我曾经撰写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讨论（Snell-Hornby 2009）。事实上，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使用这些术语的语境以及研究者所谈论的问题。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范式是整个系统或者模式，视角仅仅是看待问题的方式，而途径是解决某种问题的方法，比如我在《翻译研究：综合途径》中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做法就是一种研究途径。 张：您在《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中曾经提到，当前翻译研究正在发生U型回转（Uturn）（Snell-Hornby 2006：150），也就是重新回到语言层面上的研究。您认为这种转向是“重蹈覆辙”（reinventing the wheel）（Snell-Hornby 2006：153），但近年来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语言层面开展研究，如利兹大学的杰瑞米·芒迪教授（Jeremy Munday）和澳门大学的张美芳教授在2015年为《目标》（Target）编辑了名为《翻译研究中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专刊，主要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如何开展翻译研究②。对此您怎么看呢？这是不是又重新回到了翻译研究的原始阶段？ 霍：是的，因为这仍旧是使用语言学的方法来从事研究，话语分析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70、80年代。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话语分析来进行翻译研究，但是从我个人角度看，这个视角并没有太大的新意。“重蹈覆辙”是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在发表于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他认为翻译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即，一是研究者并不关注其他研究者从事了何种研究、撰写了哪方面的论文（这很正确，比如，使用英语撰写文章的研究者通常不阅读使用德语撰写的文章）③；二是研究者认为自己创造了新的东西，但事实上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其他研究者谈论过该研究了，因此勒弗维尔呼吁我们建立一个更加一致的话语。（Lefevere 1993：229-230）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因此这个视角并不算新的，当然相关研究也取决于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研究话题并没有太大新意。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文章没有新意，因为芒迪教授和张美芳教授可能使用新的方法对其进行阐述，但是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运用在翻译研究中这个理念并不具有创新性。 张：当前，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您在《翻译研究：综合途径》中提倡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这是不是采取综合性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呢？ 霍：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那本书及其成书背景：该书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在苏黎世大学英语系任教，英语系分为语言学系和文学系，教师可以选择在两者之一任教。因为当时两者是完全分离的，而苏黎世大学也没有翻译学系，因此，当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将语言学途径和文学途径综合起来，将这两种不同的子学科综合在一起，这也是翻译研究都会涉及的方面，这不是一种新的范式。而对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则是在此若干年之后才出现，这种研究要求将翻译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比如文化学、社会学、戏剧学、电影学等，只有在翻译学和这些学科之间开展的研究才能算作跨学科研究。我书中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并不是跨学科研究，而是翻译研究的范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法律翻译，许多法律译者具有翻译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的背景，掌握了相关的学科知识，可以从事法律翻译以及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才是跨学科研究。 张：最后，您认为今后翻译研究中是否会出现新的研究范式呢？如果会的话，会是何种范式？ 霍：现在科技革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以我认为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被进一步开发，我们就需要使用完全不同的思维工具，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技术范式。但是，我并不认为人工译员会被机器完全取代，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以及对话口译等翻译行为中。 张：再次感谢您能够与我探讨以上问题，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向您请教和学习。 霍：不客气，保持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