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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先后兴起并迅速风靡全球。到了20世纪70年代，各种试图打破疆界的文化研究使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壁垒得以削弱，并带来了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的文化思潮的喷涌。在这些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于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的理解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观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批评理念和方法论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是因为它们都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文学与历史、政治或者其他文化形式之间的疆界都深感有打通的必要。新历史主义者在青睐“厚描法”和逸闻轶事策略的同时，也一再强调不会放弃对经典文学文本的阐释和重视，以此尽量接近文本产生时的真实状况，亦即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格林布拉特所申述的“触摸真实”。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旨在重塑历史语境去触摸文化之真实，那么后殖民主义就是跨越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霸权主义中心文化与被压制的边缘文化之间的疆界去追逐“新意”。新历史主义的理念一则要避免新批评的文本主义，二则要拓宽传统历史主义的社会—政治和阶级性批评模式，并推出一种泛文化、大语境的文学批评观。所以新历史主义的真实性诉求与后殖民主义所追求的“新意”其实颇有相通之处。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在其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中曾经指出，文化领域内的旧民族疆界已经坍塌，文化已经变为一个翻译式的、跨民族的意义生产过程，从而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意义和时间性。新历史主义是要打破文学文本与历史、政治、艺术等其他一切文化文本之间的界限，强调不同文本之间社会能量的流通和颠覆性因素；而后殖民主义也试图打破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之间的壁垒，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杂糅状态，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混杂交通与共生性；二者都强调文化性和对单一性文本的超越，同属于后结构主义影响下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新历史主义等思潮对“世界文学”概念带来冲击，也导致西方文学经典的传统体系的重构。 几经拓新的世界文学概念 歌德在1827年那段关于世界文学即将来临的预言，极具超前意识，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在时隔约20年后，文学或者文化的世界性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申述。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新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也都随之变成世界性的，“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此后，文学理论家如英国的波斯奈特、丹麦的勃兰兑斯、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先后对世界文学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作了有益推进。20 世纪中期，比较文学家如德国的奥尔巴赫和法国的艾田伯等也继续将世界文学概念加以丰富和拓展，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到了八九十年代，法国文学理论家卡萨诺瓦、美国比较文学家莫莱蒂等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文学空间和世界文学体系等作出了创新性阐释。美国比较文学家伯恩海默和戴姆罗什等强调应该加强多元文化的重新语境化并勇于吸纳边缘性声音。在戴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文学的总和，而是在产生文学作品的源文化之外广泛流通的文学；世界文学可以从世界、文本和读者这三个维度来加以定义。这样一种对世界文学的定义方法反映出经过后结构主义种种思潮洗礼之后的当代学者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新理解。 从歌德时期世界文学概念的最初提出，历经19、20世纪多位文学理论家的探索，世界文学到了20世纪末终于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甚至女性主义等多种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出现了显著的疆界松动。随着世界文学理念的悄然变化与拓展，世界文学在实践上也随之作出了相应的更新。一向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几大世界文学选集如“诺顿”“朗文”“贝德福特”“哈珀斯”等，自90年代以来都开始打破陈规，在实践中也逐步走向对边缘文化、下层文化、女性文化和少数族裔文化等的接纳和包容。 不断更新的文学经典标准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直到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所体现出的世界性其实不过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欧美中心主义而已，那时的世界文学如《世界经典精萃》《哈佛经典》系列等并没有将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地区包括进去，仍旧是一种以西方文学为主体的文集。这种守旧的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改观。 出版于1994年的《哈珀柯林斯世界读本》中不但收入了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作品，而且在收入的文类上也包括了孔子、波爱修和哥伦布等人的日记体作品，以及非洲和美洲的口头文学等。1995年版的《诺顿世界名著文选》增加了2000页的亚非拉各洲的作品，同时也注重欧美国家内的少数族裔的文学和女性作品等。到了2002年《诺顿世界名著文选》则直接改名为《诺顿世界文学选集》，所涵盖的亚非拉作品更多，所选作品体裁更加多样化。下面我们以知名度较高的《诺顿英文选集》《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和《朗文世界文学选集》为例来简要阐述经典的扩展，借以说明观念的松动对实践带来的革新效应。 《诺顿英文选集》前六版总主编是欧美著名文学理论家艾伯拉姆斯，从20世纪90年代末格林布拉特参与编辑第七版以来，其态势明显更加开放。在格林布拉特担任总主编的第八版（2006）中，他指出英语文学早已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现象”。《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三版）的主编是格林布拉特在哈佛的同事马丁·普契纳，尽管他既非新历史主义者也不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但他却表现出了与格林布拉特十分相近的选编理念，这是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整个大文化环境使然。这两种诺顿文选体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点：首先是文类的扩展。除传统的戏剧、诗和小说之外，还收进了讽刺文、沉思录、预言、狂想、宗教文本、政论等多种文体的文本。其次是疆界的跨越。编者们一如既往地质疑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线、挑战传统的国界划分，并注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文化碰撞在文学中的体现，同时也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作者的比重分量。 当然，《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的经典拓展工程不是孤立的，其竞争对手《朗文世界文学选集》甚至在开放性和包容性上与其表现出竞争态势，竞相收录女性作家和边缘作家以显示自己的开放性，由此推动世界文学向着更为包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任何观念和思想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世界文学概念产生后的近200年间，世界文学经过了漫长的酝酿和发酵，在全球化进程加剧和信息化时代到来的20世纪末，终于被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结构主义思潮重新点燃并以拓展后的形象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