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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但丁名篇《神曲》，那篇名的原义是“神界喜剧”。法国小说大家巴尔扎克借之而转用，把他的小说总集取名作“人间喜剧”，以补历代史家记载中独缺的世态风俗史，也可见其雄心的远大。 有一年的寒假里，与刚进入高中读书的家里小朋友一起，按照学校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取读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名作《美的历程》，其中有“佛陀世容”一节，专论宗教艺术，主旨是“神界”与人间的“出而入、入而出”的相接相通的面面观，由此联想及但丁与巴尔扎克的那一段“取名”的文字交，岂非“神曲中的人间喜剧”这一个合题，可以一言以蔽之吗？于是，不揣鄙陋，两人合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如下： 西哲康德的《纯理批判》，被称作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也就是思辨核心的一种根本上的转换。中世纪的西方以神性为 “圆心”，至此则人类理性成为一切围之而转的核心。不过，康德并未向宗教“关起大门”，其三大批判中的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在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尽头处”，为宗教“开了大门、留了地盘”。康德所琢磨出来的宗教的那一种“尽头”意味，实在很有启发。 边读《美的历程》，边把中外宗教史的一个简要历程也略略回想一遍，突然发现，凡是宗教，不管之后如何发展，往往起源于苦难时期。比如基督教，在“旧约”时代，其起源处有“出埃及记”这样的大苦大悲；在“新约”时期，又有犹太族内部法利赛人等的“同族敌视与冲突”以及罗马人的异族压迫，也可谓历经艰难曲折。再如佛教形成之时，虽无外族侵迫之类的战乱动荡，但是印度的种姓歧视对于下层民众而言，也许是更大的苦难。 宗教起源于苦难，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在艰苦时期，其实真正令人感觉痛苦的，我认为是一种无助感。不管如何努力，却总不能让自己摆脱眼下的不幸。这种心灵的伤痛，不仅伤得深，而且伤得久。用现在的“网络俗语”而言，可说是“生无可恋”了。这种“生无可恋”的人世苦楚和心灵悲忧，其实就是康德所谓人类感性、知性和理性“尽头”意味的一种最直接的感受。那么，在这个“尽头处”，宗教由此而发生、而发展，也是顺理成章的“历程”。 在“生无可恋”的状况下，人们只能追求一些“生”外之物，把生活当作自己奔向更高目标的“跳板”，而不让自己低着头困在现实中挥散不去的愁云里。用近世小说名家昆德拉的话来说，就是“生活在别处”。于是，作为一种心灵的解脱，宗教就诞生了。神曲中连绵不断的“和声”是什么呢？只能是人间世的“人间喜剧”。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后世也有大胆的人，反过来“隔空”问老子：那《道德经》五千言，又当作何观感？这一问，看似有点“玩笑”，其实倒是问在“点子”上的。人可谓“感性、理性、超理性”三位一体。人对于超理性的“大道”，也有所感，浩瀚一体，但混沌难明，言语难尽，所以是“可道非常道”。但人又是理性的，剖细分类，一一拆解，拿在眼前看得分明，抓在手上有棱有角，那才觉得心里踏实。人更是感性的，“形象思维”是与人最为亲切的一种思维模型，凡事一入形象，那才真正地在“人间性”上“入了籍、定了位”。所以，神界的宗教，总要“下凡”。 从宗教史上就可看到，渐渐地，各路“原始宗教”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四处传播、四海传教”等等方式，发展起来。“成长”的路径很多，其中有两条“必经之路”：一个就是“政治化”，一个就是“世俗化”。而且似乎有一个规律，凡遭逢乱世，宗教的“政治化”意味就强；凡遭遇盛世，宗教的“世俗化”意味就更浓烈一点。 马克思有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当然是伟大思想家、社会学家从社会统治力量的角度，给宗教所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 “维度”，那就是“统治术”。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不管是“政治化”还是“世俗化”，社会统治或者说治理，也是讲究投入产出、“成本核算”的。真正从社会现实的真实需要出发，以道治天下，一心一力地有所作为，这样的统治者在历史上总是少之又少。旧时代的大多数统治者总是更期望能够“借力、省力”，甚至“耍一点小聪明”，以“术”治天下，那就再好不过。在社会的“稳定”和自身的“安稳”上，宗教的“工具化”，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术”，往往是一个不二之选。所以，宗教只要“不违背”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总会快速地进入庙堂。中国历朝从儒释道对立到儒释道合流，古罗马从迫害基督徒到以基督教为国教，其实都是宗教作为“统治术”的一个选择过程。宗教是民众信仰，君王“借过来”，就是借神之力来省己之力，何乐而不为？ 当然，宗教“下凡”的维度不止这一个，还有生活术、学术等丰富多彩的方向。甚至可以说，社会与宗教之间，完全是“宗教+”和“+宗教”的关系，无远弗届，无孔不入。 无论是把宗教看作“统治术”，还是像古希腊哲人那样把“求福”的宗教视作“一供一求、一求一供”的交易术，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宗教是有魅力的。根据黑格尔对美的定义，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表现，神界的宗教必定要“下凡”，与众生相结合，那么也可以说宗教是美的。 不仅如此，宗教更是艺术的园地，中国的石窟、壁画、佛像，西方的音乐、美术，都是成熟于宗教的天地之中。艺术也是美。所以宗教艺术可谓“美美与共”，美的历程在宗教这一站收获是最丰的。 艺术更是把宗教拉向了人间世。曾有学者归总说，在宗教雕塑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差异，有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的理想。北魏、唐、宋，一以理想胜、一以现实胜、一以二者结合胜。宗教“下凡”后，不管是乱世的“政治化”还是盛世的“世俗化”，宗教艺术无处不在。南北朝时社会是那么的动荡，石窟中的佛像便显得是那样的超脱，对世间一切那么的冷淡和轻漠，只留下一丝猜不透的智慧微笑。 战乱总会结束的。和平、快乐一到来，宗教艺术马上就别开一个新生面。原先生活只是宗教世界的“隐身的附加内容”，但在这时，原先“寄存”在“理想国”里的快乐被“取”回到了现实生活。于是，人世间也变得可留恋、可享受了。宗教的价值依旧存在，但已不是为了“摆脱”生活，而是要“改善”生活。那些宗教艺术的画作雕像，也渐渐变成了世俗享乐、繁华场景的“复制品”。毕竟，快乐的人间又成了人生的“主会场”。神曲里的“人间喜剧”，还远远不到“完卷”的那一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