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伟和文化馆里的老物件展。本报记者 饶强摄  2007年朝阳区文化馆举办的“我们身边正在消失的老物件”展览。  上世纪80年代朝阳区文化馆全景。 早晨七点，徐伟照例推开朝阳区文化馆一层“书屋”的门，将电脑、前一晚阅读的书和厚厚的书摘笔记放在书桌上，戴上眼镜在工作开始前学习英文。九点，这个摆满各种藏书和老物件的书屋迎来一天当中最早的一批参观者。日头渐高，文化馆地下一层的排练室里响起了大鼓队整齐有力的鼓声，“非非小剧场”里飘出青年激情澎湃的话剧台词。 一切正如徐伟所说，“文化馆就应该是一座公园。”从端着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铁饭碗的“衙门”，到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的开放式文化馆，再到成为深刻介入民众教育、产业孵化、民生需求的文化“巨轮”，朝阳区文化馆经历了一次次脱胎换骨的蜕变。而这一切变化，徐伟说，“是融入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部分。” 青春思索 文化馆就是唱歌跳舞吗？ 1977年，20岁的徐伟毕业后被分配到朝阳区文艺宣传队。那会儿文化馆已变成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场所。在大家的认识中，“文艺宣传队就是文化馆。”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徐伟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文化馆是干什么的？” 物资的紧缺、文化生活的匮乏，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主色调。在那个计划体制、工作分配的年代，徐伟怀着年轻人“战斗”的激情去拥抱一切安排，无论是去炼钢打铁还是吹拉弹唱。这支存在时间不到十年的文艺宣传队排练的大多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后期排演过话剧《红色联络站》《甜蜜的事业》以及一些舞蹈、曲艺节目。 徐伟是许多人眼中的“能人”，谱曲、唱歌、弹钢琴都不在话下。在队里，他的创作和演出的才华初露锋芒。1979年文艺宣传队解散，徐伟自然而然来到了朝阳区文化馆，负责辅导培训各街乡文化骨干。 在一张1983年的老照片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昔日朝阳区文化馆的模样。这个在今天看来矮小简陋的文化馆，当时建有影剧院和小礼堂，而电影院在国内其他文化馆是少有的。人们骑着二八式自行车聚集在文化馆门前的小院，听着大喇叭观看“五讲四美”宣传队的演出，文化馆外墙上还展示着日本电影《华丽的家族》的海报。 二十来岁的徐伟骑着车走街串巷，在双桥、金盏、东坝、将台等街乡留下他一路采风和培训的身影。在与村民和文化骨干的交流中，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萦绕心头的问题——文化馆应该做什么？ “文化馆就是唱歌跳舞的吗？那还要专业院团干吗呀？是培养人才的吗？那还要艺术院校做什么？”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徐伟发现，文化馆这些功能全都能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代替。 文化馆很忙。从“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到“金色的秋天”群众艺术节，再到春节花会表演……组织“老老少少、蹦蹦跳跳”，是民众甚至是文化馆工作人员对文化馆工作的真实写照和定位。然而，许多投入成本巨大的“送文化”活动，群众并不买账。由于公共文化产品的同质化、效率低、质量差，文化馆的许多活动成了“自我繁忙、空转式的繁忙”。 文化馆很老。这个从1958年起就已存在的区级文化馆拥有“七部一室”，连着片儿的办公室让步入其中的民众感觉像是进了衙门。徐伟感受到，文化馆逐渐变得暮气沉沉，在政府包办的安逸摇篮里不愿面对潜藏的危机，在虚假繁荣里慢慢退化着自己的四肢。 “中国文化馆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气。”在徐伟看来，一次自救式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不惑之年 拆除“围墙”把空间留给百姓 1996年，朝阳区文化馆新馆在朝外小庄落成，39岁的徐伟竞聘成为文化馆馆长。 新馆长上任，徐伟拿出一份从内到外改造文化馆的计划：与体制“断奶”，将文化馆从全额拨款单位转为差额拨款单位。同时，把非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全部改为文化活动空间。 这项在今天看来都如同壮士断腕的彻底改革，当时给馆内职工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回忆起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徐伟波澜不惊：“没有什么阻力。”但老员工们都会记得“铁饭碗”被拿下时馆里不安与焦虑的气氛，和失去在办公室喝茶看报悠闲时光的憋闷。馆里的百十口职工怨声载道，找馆长要说法。 在一间会议室的角落里，当时正在办公的徐伟面对职工的愤懑，坚定地说道：“咱们既然是文化馆，就得尽可能把空间留给百姓！活动开到哪儿，职工就应该跟到哪儿。”见馆长把自己的办公室都撤了，职工们也没了脾气。 这场改革中，为领导来访准备的贵宾休息室也被一并裁撤，变成公共文化活动的场地。墙上领导视察照片和科室牌子不见了，亲切的老物件展览吸引了一拨拨群众进来观看。“衙门”做派的围墙被纷纷拆除，朝阳区文化馆涌入了清新的空气。 体制改革后，馆里上上下下干起活儿来脚下生风，但如何自力更生搞好经营仍是个难题。文化馆也曾经试图做点小买卖，出租场地开舞厅、台球厅。但徐伟很快意识到，设施外租比例过高将导致文化馆文化主业丢失，格调不高的活动多了，更是对文化馆发展的一种伤害。 徐伟决定砍掉这些经营性场所，把目光瞄准了小剧场。2004年，在民营剧场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朝阳区文化馆“9剧场”石破天惊，推出开幕话剧《青春禁忌游戏》。短短两年多的时间，“9剧场”凭借优质的话剧赢得社会声誉，与北京人艺、东方先锋剧场三足鼎立。 新馆成立之初还干过一件大事儿。上世纪90年代末，文化馆对面光华染织厂的女工遭遇了下岗潮。徐伟组织女工们成立大鼓队，用鼓声振奋精神。从用鼓声宣泄诉苦，到用鼓声追求新生，这支由下岗女工组成的队伍不仅名气越来越响亮，每年还创收数十万元。“把社会的焦点问题、个人的生存问题纳入文化馆的事业，我认为我们做了一点儿实验。”徐伟为大鼓队的成功感到自豪，心中的答案越来越明晰。 渐渐地，人们提起朝阳区文化馆，不再是那个“一老一少”才光顾的尴尬去处，也不再是逢年过节唱唱跳跳的“年节文化馆”。在这里，贴近普通人的好戏天天上演，兼顾了格调与市场的朝阳区文化馆，真正变得像是一个向各年龄段和各群体开放的文化乐园。 毕生所系 保持好奇心尝试文化可能性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9剧场”的年均票房总额曾达到每年超千万元，演出场次近1000场，占北京市小剧场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一强。同时，“9剧场”一直秉持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心本质属性，以创收反哺公共文化事业。在朝阳区文化馆，许多项目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轨迹：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最终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2008年，朝阳区文化馆创办了“非非演出季”，以“非职业、非商业”的初衷为戏剧爱好者和社会团体提供展示平台。十年来，70多个非职业剧社的100多部戏剧作品在此上演。不管是退休的大爷大妈、北漂打工者，还是在读大学生，都被吸引过来参与其中。今年是“非非演出季”十周年，不仅报名剧目为历届最多，还有外省市剧社报名。 这些年，朝阳区文化馆一直在将它的触角伸出那幢灰白色的小楼，以各种面貌出现在京城文化生活圈：它可能是一个校外戏剧课堂，如金刺猬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可能是一处艺术空间，如798艺术园区内的“玫瑰之名”艺术中心；也可能是居民阳台上的一块菜园，如“一米田”社会治理试验。 “每年有很多艺术院校毕业生寻找机会和平台，徐伟让有梦想的人大胆走进来，没有拘束地创作。馆长不停地在想一些东西，我们每次创作的作品，他都会思考这个作品里还缺少什么，和当今社会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他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 9当代舞团的一位成员说。 在徐伟看来，这个文化馆已走出了有形的“文化馆”的局限，它的形态千变万化，只有一条准绳：文化馆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文艺是介入公民教育的一种方式，只要有利于提升国民素质、审美情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尝试。 去年年底，朝阳区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开放，“文艺工号”项目正式启动。徐伟说，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将目标受众锁定在新社会阶层，除了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还将继续为文艺青年搭建就业和创业的平台。 在徐伟看来，文化馆作为政府下属的文化部门，要进入所有文化的可能性，而一个馆长应该对什么东西都要有好奇心。为此，徐伟经常走街串巷，与老街坊聊聊天，到798看看展，甚至在看老头下棋时琢磨着能否搞一次棋阵大赛。“生活就是教育，如果不深入到生活当中去，把它当成一个标签，这样的文化馆搞不好。” “文化馆的改革是文化与体制改革的一个局部，不仅涉及文化体制自身的变化，也与整个社会体制的变化结合在一起。文化馆30多年来的演进、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总体叙事是相关联的。”徐伟说，文化馆的变化离不开七个字：“人民的内在需求。” 徐伟依旧在他的“战壕”忙碌着：五月，新建成使用的文化馆“肖邦音乐厅”迎来首场演出；今年内，小庄电影馆将以全新面貌开门迎客……“文化馆就像早点铺，把文化生活像油饼一样供给市民”，这是他的心愿。 去年，徐伟本来已经打定主意退休，但很快又被返聘回馆里。“目前馆里依然离不开他，需要一些过渡。馆长比之前还要努力，几乎拼尽心血。”文化馆电影项目负责人王通说，徐伟血压偏高，身边同事有时对馆长不知疲倦地工作感到心疼。“他就像电影《敦刻尔克》结尾的战斗机，绝不软着陆，而是开足马力，毫无保留地燃尽最后一滴油；他又像和文化馆在谈一场持之以恒的恋爱，而且一直处于热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