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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透过语言可以窥探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居民的生活习惯、社会习俗等。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反映方言区文化的传统性和独特的地域性。客家民系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支。迁入南方各省后的客民,在固守本族语言文化的同时吸收融合当地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独具客家特色的文化形态,其中不乏反映客家文化传统性和地域性的特殊亲属称谓词。 客家文化延续汉族传统 保留古老称谓。汉语亲属称谓体系自古以来并无太大变动,亲属称谓词大部分沿用至今,但也有少数古汉语亲属称谓词消失或称谓范围产生变化。客家方言部分亲属称谓保留了古汉语称法。如客家媳妇称家公为“家官”“家官爷”。清梁章钜《称谓录》在“子称父”称谓中就收入了“官”这一称法,《汉语大词典》“官”字条义项21:“古代南方俗称丈夫的父亲为官。”宋马令《南唐书·谈谐传·李家明》:“家明俳戏,为翁媪列坐,诸妇进饮食,拜礼颇烦,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也。’”又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广南礼俗……又呼舅为官,姑为家。”文中“舅”即为“家公”,“姑”即为“家母”,“呼舅为官”即是指称家公为“官”。今客家人称家公为“家官”,属于古汉语亲属称谓的遗留。 从尊称谓。在客家方言中,女性在指称夫之兄、夫之姊时一般采用从尊称谓方式,此二者的称谓分别是“大郎”“大娘姐”。“郎”是旧时对一般男子的尊称,《正字通》:“郎,男子之称。”《北史·节义传·汲固》:“(李)宪为(汲)固长育,至十余岁,恒呼固夫妇为郎、婆。”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谓之郎。”俗称长兄为父,客家人视夫之兄为父,故尊称其为“大郎”;称夫之姐为“大娘姐”,寓意长姐如母,故尊称之。在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中,“卑己尊人”是礼之所在,客家地区多崇文重教,长幼有序、卑己尊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其亲属称谓中的从尊称谓所折射出来的客家文化,亦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礼仪传统。 客家文化吸收畲族风俗 客家方言亲属称谓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借用畲语成分上,畲客关系,是客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畲族为南方古老的游耕民族,其早期族群主要生活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带,宋、元时期大量畲人迁徙至福建中部和北部,明、清两代继续北移,进入福建东部和浙江南部山地。目前学界一般将畲族使用的语言分为两种,一种被称为畲语,属于苗瑶语族,今广东省惠东、海丰、博罗等地仍有人使用;另一种被称为畲话,因与汉语客家方言非常接近,所以也叫“山客话”“山哈话”“畲客话”,使用者主要分布在福建福安、浙江景宁及广东凤凰山区的潮州潮安、梅州丰顺等地。 畲、客杂居的历史在文献中早有记载,清杨澜《临汀汇考·畲民附》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嘉应州志》记载:“梅地古为畲、瑶所居。”此处“梅地”即今粤东客家地区梅州一带。此外,部分客家地区保留了不少带“畲”字的地名也是证据之一:粤东梅县的畲江、兴宁上畲下畲、平远黄畲、蕉岭蓝源畲;历史上曾是畲族聚居地的福建武平有“雷公畲”“蓝畲”“黎畲”“张畲”。畲、客在长期的杂处中,文化互相影响,作为文化载体的客家方言,其亲属称谓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部分畲语成分。例如,梅州客家方言称“曾祖父”为“公太”或“公白”,称“曾祖母”为“婆太”或“婆白”,有别于其他方言,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据蓝运全等主编的《闽东畲族志》记录,闽东多地畲话也称“曾祖”为“白”,客话的“白”正是来自畲话。再如,多数客话区称“儿媳”,读同“心铺”或“心晡”,本字经考为“新妇”,无疑。然而梅州地区的客家话称“儿媳”读同“心舅”,异于其他客话。据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畲话概述》记载,畲话称“儿媳”为“新phiu”,可见梅州客话与畲话更为接近。“母亲”一词,客家话读同“哀”,俗字写作“”,早期客家可先《杂字文》中记载:“爷称显考称妣,安起灵魂等外家。”称母为“”未见于中原汉语中,属后起词,极有可能是借用的畲语成分。事实上,客家方言吸收畲语成分除体现在亲属称谓,诸如称棚屋为“寮”、称青蛙为“拐”等,都是来自早期畲语。此外,以梅县客家话为例,其中仍有不少日常用语和著名的畲族七言史诗《高皇歌》保持相同或相近的用法,如《高皇歌》“当初出朝真苦愁,掌在石洞高山头”“当初掌在凤凰山,做得何食是清闲”中的“掌”在畲语中是居住、占有之义,今梅县话有“掌屋”“掌店”“掌牛”“掌山”,“掌”源自畲语,引申为“看管”义;“今下唔比当初时,受尽阜老几多气”“争去地盘几多郡,边关文书报上京”中的“几多”,表示几许、多少,客话亦常用。可见,早期畲、客接触的历史事实,不仅丰富了客家方言,也增添了客家文化的地域性色彩。 保护客家方言的意义 客家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汉民族文化,南迁后为了适应新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对自身文化既有所保留又有所发展,形成了兼具传统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文化形态。方言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然而,方言口音的地域身份标识、优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社会功能的分化等,使得不少汉语方言的萎缩现象日益突出。值得庆幸的是,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且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特色的客家方言来说,保护客家方言,不仅保存了方言本身,还保存了方言中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第一,方言区先祖的移民历史。客家人自中原历经数次大规模迁徙到达闽、粤、赣诸省的历史已基本证实,客家人进入岭南一带后,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畲族长期共同生活劳作,吸收了不少畲族语言成分并保留至今,透过客家方言的演变,可以窥见客民南迁的足迹。第二,方言区先祖与外部少数民族的交往信息。现行客家方言中保留的早期畲族用语,以及客家族群中的一些风俗习惯,无不反映了早期畲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以及早期畲、客接触的历史渊源。中国是一个拥有多语言资源的国家,各地方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融合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特色,鲜明的地域特征使其在我国众多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因此,保护方言乃至保护方言中包含的地域文化特色,对我国文化建设来说,既丰富了民族文化,又确保了其源远流长。 语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工具,是文化本体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之一。加强现阶段国家文化建设,把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保护工作纳入到文化建设社域中,形成“保护—传承—发展”模态的语言资源生态建设,将有利于培养各民族文化自信,推进国家文化的繁荣兴盛及多民族文化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