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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诗学提供的另一种历史认知 自近代以来，批评史乃至文学史研究被一种先入为主的价值观所主导，始终是前重后轻、前实后虚，对明清以来的大量文献关注不够。本来，传统总是距离最近的那部分对我们影响最大：对沈德潜影响最大的是王渔洋、叶燮而不是钟嵘、皎然，对王国维影响最大的是纪晓岚、梁启超而不是刘勰、严羽。但我们谈论传统时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总是将《文心雕龙》、《诗品》、《诗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作为古典文论的代表，顶多再加上《姜斋诗话》、《带经堂诗话》、《原诗》、《艺概》。这个传统序列，说它不能反映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面貌，当然是不妥的；但若认为它能全面反映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面貌，就更有问题，起码说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偏颇。清代文学家程晋芳《正学论》论及治宋学者未尝弃汉唐，而治汉学者独弃宋元以降的问题，曾有言： 唐以前书，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泻水，曰：“我所学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动人。若更浸淫于宋以来七百年之书，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难以究竟矣。是以群居坐论，必《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之相砺角也，必康成之遗言，服虔、贾逵末绪之相讨论也。古则古矣，不知学问之道，果遂止于是乎？(20) 这是讥讽治汉学者仅抱着秦汉以上有限的文献，螺蛳壳里做道场，不知后代学问的发展。既然清代经学家已意识到，不了解晚近的著述，只在有限的秦汉文献里打转，就不可能有经学的进境。如今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了解明清以来的丰富文献，又怎么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呢？ 元明清三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献一直处于半沉睡状态中，相比古代文学其他领域，文献整理工作明显滞后。毕生致力于搜集古代文论资料的郭绍虞曾说清诗话有三百多种，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后附“清诗话知见书目”也著录三百多种，让学界误以为清诗话就是有限的这么些书。可根据我《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的著录，见存书籍已达1052种，待访书553种，计1605种。再据杜泽逊主编《清人著述总目》(未刊稿)，可增见存书36种，待访书140种，总数达到1781种。这个数目是明代以前诗学文献总和的几倍！再加上众多的文话、赋话、词话、曲(剧)话、小说评论，清代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将达两千种以上。我不清楚整个欧洲在这近二百七十年间是否出版过如此众多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欧洲学者若忽视同一时期的书籍，就不可能产生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这样的巨著。然则我们在忽略清代文献的情况下写作的文学理论史和批评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传统，实在很让人存疑。 有清近二百七十年帝祚，不仅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传统文化的总结期。在浓厚的学术风气下，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多年研究清代诗学所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只有到清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我曾将清代诗学的学术特征和历史意义概括为这样一段表述： 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框架到明代已告完成，清代诗学的贡献主要是在内容的专门化、细节的充实和深描，其成就不是基于一种创造性的冲动，而是基于一种征实的学术精神。清代诗论家不再满足于将自己对诗的理解、期望和判断表达为一种主张，而是努力使之成为可以说明的，可以从诗歌史获得验证的定理。大到一种观念的提出，小到一个修辞的揭示，他们不仅付以多方的论述，而且要在历史的回溯中求得证实，从前人的诗歌文本中获得印验。清代诗学著述因此而显出浓厚的学术色彩，由传统的印象性表达向实证性研究过渡。(21) 梁启超曾将有清一代学术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而“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22)，这也就是章太炎所说的“一言一事，必求其征”(23)。在清代严谨的实证学风熏陶下，清代的文学研究表现出学术性、专门性、细致性的特点，清代诗学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实践成果足以纠正今人的三个偏见，让我们重新体认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固有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