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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派”的方向 克洛德·西蒙说：“谁也不能创造历史，人是看不到历史的发展的，就像谁都看不到草的生长一样。” 克洛德·西蒙把一个空间停止不动、时间沿着线形方向流逝的现实世界，看作可以任意雕塑和改变的东西。他所有的写作都是在把这个看上去有序和规整的世界，分割成一块块活动着的历史片段的浮雕，并且用文字加以详细地刻画，以文字画的风格确立了自己的形象。 在２０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新小说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学流派。虽然这个流派很松散，有的作家甚至都不认同“新小说派”这杆大旗，但是他们在小说表现形式上的锐意进取和大胆到极端的实验却是一致的，共同开辟出法语小说的新空间，也为欧洲小说的发展找到了新形式。这个群体中，克洛德·西蒙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小说家。集结在巴黎子夜出版社麾下，和阿兰·罗布—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娜塔丽·萨洛特等作家同属于法国“新小说派”阵营的克洛德·西蒙，在１９８５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很多人大跌眼镜。但我想，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一定是对法国“新小说派”在文学实验方面的一次盖棺论定般的奖赏。 克洛德·西蒙获奖的理由是：“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描写，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对时间作用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在这短短的一句话的评价当中，包含了克洛德·西蒙对小说艺术的巨大的贡献和写作秘密，也是我在下面要着重分析的。不过，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应该颁给阿兰·罗布—格里耶，那么多年，是阿兰·罗布—格里耶而不是默默无闻、一边种葡萄一边写作的克洛德·西蒙在一直举着“新小说派”的大旗，阿兰·罗布—格里耶又是一个全才，创作小说、阐发理论、社会活动、导演电影，没有阿兰·罗布—格里耶不能干和干不好的，因此，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刚颁发，所有的人都开始为阿兰·罗布—格里耶叫屈了，都开始注意克洛德`·西蒙的小说了，大部分人问：为什么会是他？很多人还面面相嘘：他是谁? 阅读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必须从他的出身、生平和经历入手：1913年，克洛德·西蒙出生在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首府塔那那利佛，父亲是一名骑兵上尉，母亲是有西班牙血统的法国人。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父亲参加了战斗并于1917年死于战场，母亲就把小克洛德·西蒙带回了法国，居住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一个小镇佩皮尼扬，在那里艰难地生活。在克洛德·西蒙早期的生活中，非洲、骑兵、大海、西班牙和父母亲，是他印象深刻的记忆。后来，克洛德·西蒙到巴黎接受中学教育，在巴黎期间，他经常去博物馆，还受到了当时在巴黎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由布勒东发起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又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和数学，在英国曾经受到过一个立体派画家安德列·洛特的影响，学习了绘画艺术。可以说，对绘画艺术的了解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1936年，年轻的克洛德·西蒙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内战，结果，这场内战以西班牙共和军的失败而告终，一些残酷的战争场面让他有强烈的震撼和幻灭感，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他对诸如革命和战争都抱有了悲观和幻灭意识，这种意识深刻地体现在他后来的每一部作品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加了法国军队，投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在一个法军骑兵团中服役。1940年，在一场和德军作战的激烈战斗——牟兹河战役中，法国骑兵军被打败了，在溃逃中，克洛德·西蒙的头部受了重伤，被德军俘虏。这段经历，是他后来写作《弗兰德公路》的灵感和体验来源。不久，他又从德军战俘营中成功逃跑，回到了法国巴黎，据说他又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在欧洲、南亚和中东地区四处旅游，扩大视野，见识人类的基本生存面貌。后来，他回到了法国南部的乡下，在一座葡萄园里一边从事葡萄的种植，一边埋头勤奋写作，平时不喜欢出头露面，也不热衷于和法国文学界来往，作品大都在巴黎的子夜出版社出版。以上就是克洛德·西蒙的基本情况。克洛德·西蒙是一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作的作家，了解他的这些经历，对我们理解他的作品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克洛德·西蒙很早就开始写作，从1941年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到2005年他去世，他一共出版了三十多部小说、随笔和文学评论著作，在小说艺术上孜孜以求，不断地去探索小说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他还能够以文学评论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文学观。1941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作假者》，小说辗转多家出版社，最终于1946年出版。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加缪的《局外人》多少有些相像，描写了一个叫路易的人，精神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他被缠绕着自身的幻觉所困挠，最终，路易杀死了一个教士，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线条单一、情节简单，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克洛德·西蒙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实验：他不再进行传统小说的按照时间的顺序所进行的线形描述，而是以小说主人公路易的生活状态中最为重要的一些时刻进行重点描写。我打一个比方，就像是在强调下雨时那瞬间凝固的巨大水滴，而不是去描述下雨时水滴落下的绵长轨迹。小说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也采取了他者的眼光，变换了叙述人的视角：路易杀死教士这个情节，是通过路易的情人、男同事和一个目击者等三个人的讲述来呈现的。 在克洛德·西蒙的这第一部小说中，就呈现出他鲜明的小说艺术实验的风格，在小说的结构上，他尝试一种巴罗克艺术式的螺旋上升式的结构，在人物的描写和塑造上，他采用了内倾式的手法，强调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和意识流动，将回忆、现实和想象都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带有立体派绘画风格的文学作品。 克洛德·西蒙是20世纪法语小说中实验性非常强的小说家，他注定要离经叛道，在投身写作的开始，就想着要打破自巴尔扎克以来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他的第二部小说《钢丝绳》出版于1947年，则运用了印象派绘画的技法，将生活场景、画面的运动感，用语言来精细地呈现，将个人的回忆和对世界的感觉交叉叙述。小说的情节不复杂，但是表述的形式本身构成了小说的内容。他的第三部《居利韦尔》出版于1952年，从故事情节上看，是对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重述，但是，他把小说的背景放到了“二战”后法国刚刚解放的时期，描绘了一些年轻人在物质和精神废墟中艰难求生的情景。他运用了几个故事叠加的手法，对古典作品进行了拆解，把《格列佛游记》中的讽刺艺术延伸到带有后现代特征的语境里。 我看到，在克洛德·西蒙的早期创作中，充满了向各个方向进行实验的努力和勇气：语言、语调、结构和对绘画的借鉴。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春天的加冕礼》出版于1954年，运用的叙述手段比较新奇：语调是断续的，不连贯的，有些像一个病人的独白，话语之间充满了间断、省略、言外之音和空白。据说，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克洛德·西蒙刚好得了一场大病，他躺在床上，每天所能看见的就是墙上的一面窗户，“那里有什么？我在干些什么？观看、窥视，贪婪地张望，此外就是回忆了。总之，视线、追忆和时间缓慢地流动着”。他的这一段自白，是他对《春天的加冕礼》创作风格的一种解释。虽然，他后来认为他是从《春天的加冕礼》开始才有了一个巨大的风格上的转折，但是，实际上，仔细地阅读他早期的这四部小说，你会发现，其中还残留着传统小说的一些痕迹，同时，也有着对现代派小说家诸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威廉·福克纳的模仿印迹。不过，一个风格鲜明的小说家，在一团迷雾中的身形，已经逐渐地清晰了起来，克洛德·西蒙和其他几个誓言改变法语小说历史的小说家们，一起大步地向我们走来。 “巴罗克”小说风格 克洛德·西蒙真正开始确立自己小说的风格的，应该是从他的第5部长篇小说《风：试图重建祭坛后巴洛克风格的屏风》（1957）开始的，这是一次真正的转折，是克洛德·西蒙发现可以淋漓尽致地在小说创作中使用绘画风格的绝佳尝试。小说的副题“试图重建祭坛后巴洛克风格的屏风”吸引了我，因为这个副题是一种强调。那么，什么是“巴洛克风格”呢·简单地说，“巴洛克风格”是一个绘画名词，这个词语在葡萄牙语里的意思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主要指的是欧洲1600年到1750年之间的绘画、建筑和雕塑艺术风格，强调结构的复杂和情感的浓烈。因此，《风》这部小说就带有着“巴洛克风格”的特征，它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形时间描述，在如同巴罗克绘画和雕塑风格的那种螺旋上升和繁复对称的美学结构中，讲述了一个品行善良的遗产继承者，最终却走投无路，不得不卖掉遗产的故事。在克洛德·西蒙支离破碎的讲述中，我们发现，小说的故事本身很简单，但表达了克洛德·西蒙的世界观：世界是不可知的，人是无力面对世界这个迷宫的，人的命运就像风一样捉摸不定，无法把握。可以说，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和美术关系极其密切，同时和叔本华的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哲学也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 继《风》之后，克洛德·西蒙似乎找到了他的叙述方式。他的第6部长篇小说《草》出版于1958年，则将他的小说实验更进了一步：完全摈弃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只是通过主人公路易丝和情人的对话，将她的姑母的一生表现了出来，来暗喻人生和人的命运，就如同没有人看见的荒草的生长，自生自灭，无所依靠。 克洛德·西蒙说：“现实只是由记忆组成的”，因此，描绘记忆的纹理是他小说的最大特色。1960年，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的长篇小说《弗兰德公路》出版了。在这部凝聚了他重要人生经验的小说中，他刻画了自我的历史和记忆中最醒目的内容：小说取材于他在“二战”中参加的骑兵队被德军击溃的经历，共分三部，内部有着回环式样的叙述呼应。克洛德·西蒙仿佛是用速写和泼墨结合、用画笔的停顿和滞留、用快速的滴漏和铺排，描绘了战争带给人的创伤和复杂的心理感受，全书是以二战结束之后一个骑兵和他的骑兵队长的风骚妻子在幽会时的回忆来结构，同时，将当年死于和德军的作战中的骑兵队长与他的一个死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祖先进行了音乐作曲技法——对位式的描绘，把时间不同的历史画面联系起来，大量运用对话、回忆、印象、想象、幻觉，用速度非常快的意识流语言，把战死的骑兵队长的家世、婚姻，把骑兵队战友之间的关系，以喷泻而出的语言给我们“涂抹”了出来，创造出一种瞬间的、即时的和一起涌来的效果，也呈现了一种虚无的世界观：战争对大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毁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畸变，女人和男人之间的背叛和不信任，人受历史和时间的制约，全部都是无法控制的。我感觉，这部小说如同一幅印象派和立体派风格结合起来的绘画，或者如同中国国画中“大泼墨”风格的绘画作品，由三个环节组成，呈现了人的欲望、战争、婚姻、死亡和性的冲动和激情，以及所有这一切的无意义。语言激情澎湃，诗意连绵，由文字构成的对大自然和战争细节的描绘令人眼花缭乱，既有对性爱和死亡的精确描绘，也充满了生机盎然的意趣，在诗意、绘画和语言的结合上，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克洛德·西蒙的第8部长篇小说《豪华旅馆》（1962年）的题材虽然转移到了西班牙内战，但是，仍旧是他对自身的战争经历的文学呈现。这是一部通过很多人的回忆构成的小说：西班牙圣地亚哥的一位司令官被谋害了，但是，到底谁是凶手？他死于什么样的势力的刀下？克洛德·西蒙用精确、冷静和客观到十分琐碎的笔法，将很多人的回忆聚拢起来，拼接起来，一步步地推测杀害这个司令官的凶手，将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氛围和情景逼真地呈现出来。阅读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对读者是一个挑战，你必须调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世界的敏锐感觉，才可以捕捉到他在描述连续和瞬间的画面时的那种强烈的巴洛克艺术风格。 一直对描述历史感兴趣的克洛德·西蒙从1967年出版第9部长篇小说《家史》开始，接连出版了５部取材于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历史小说。长篇小说《家史》不同于稍早前的欧洲家族小说，那些家族小说大都写得非常笨重（比如马丁·杜伽尔的《蒂博一家》），《家史》写的是一个人从中午到午夜之间不到一天的活动：小说的叙述者在上午１１点出门，在运河边上碰到了一个朋友，他们一起去那个朋友就职的银行，然后，又一起吃了午饭，并不断地聊天说话，回忆往事。下午两点钟，叙事者回到家中去处理一些旧家具，却发现在一个抽屉里有一些旧照片和明信片，他产生了一些疑问。下午５点钟，叙述者又来到了一个亲戚家，在那里呆到了天黑，再驱车回到了城市，在一个酒吧里吃了一份三明治，午夜时分，他回到了家里。这是小说主人公一天活动的时间线索。而小说的主干则是叙述者在这一天的活动中，大量对过去一些人和事的回忆。那些旧照片和明信片唤醒了叙事者的记忆，他和朋友以及亲戚见面的时候也夹杂了大量的回忆、感觉和过往生活的追寻。小说表达了克洛德·西蒙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时间是无法挽留的，世事是难以捉摸的，人生是根本无法把握的。 克洛德·西蒙在小说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很认同法国文学理论家让·里加杜的观点，“小说不再是去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进行一次叙述的探索冒险”，也就是说，说什么早就不再重要，怎么说才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探索和实验成为了他最用力的地方，而巴洛克式的回旋、繁复和复杂的结构艺术，是他每部小说的特征。他的第10部小说《法萨尔之战》（1969）取材于古代罗马帝国的历史史实，描写了恺撒大帝与庞培在希腊法萨尔的战斗。接着，干劲十足的他在1970年又出版了第11部小说《盲人欧里翁》。这是根据十七世纪的法国画家普桑的一幅画创作的，那幅画的名字叫《双目失明的奥利翁朝着初升太阳的亮光走去》，你听听这幅画的名字，就知道小说和那幅画的关联了。因此，这部小说用了一种短句子来直接表现印象，就是对各种画面的描述。小说的故事则被完全打碎，糅合在这些画面的描述中，让读者自己去拼接。 和《盲人欧里翁》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他的第12部小说《导体》（1971），这部结构上运用的技巧也很复杂，他仿佛是在进行瞬间画面的截取，把瞬间无限地延长，变成一个个可以被文字无限描绘的仿佛静止了的画面，然后，又把这些放大的瞬间画面放到主人公的人生背景中，用这些定格的画面和瞬间来折射人类的家庭关系、历史观和人生际遇。在那些全部由画面构成的描绘中，人的意识、感觉、触觉、回忆、幻想，以纷繁的文字共时性呈现出来，构成了小说的血肉。 我感觉，这个阶段的克洛德·西蒙像一个彻底的形式主义者，在小说的形式探索之路上走上了一条钢丝绳，使所有看他表演的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比如，他的第13部小说《三折画》出版于1973年，结构上更加体现了“巴洛克风格”，就像三扇连接起来的屏风一样，故事、人物和主题分成三个部分，相互联系，彼此映衬，以人性在偷情、贿赂和背叛的表现作为主题，相比较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倒像个道具。我觉得，兴许他还写一个“七折画”，来呈现人类的“七宗罪”也很好。 在时间的作用下 克洛德·西蒙肯定意识到了现代小说本质就是时间的艺术，就是对时间的运用。1975年，克洛德·西蒙出版了自己的第14部小说《事物的寓意》，它篇幅不大，已经完全没有了连贯的故事和情节，小说剩下的只是描写和画面，描绘了三个被德国部队包围的法国士兵陷入困境的情况。结果，这三个士兵不得不通过一本法国小学生的课本《常识课》来解闷和回忆过去。而像课本那样的常识性的插图、叙述者不断回忆自己的人生与记忆，相互纠结在一起，忽然又互相拉扯和分开，构成了这三个人的悲剧人生。可以说，克洛德·西蒙擅长的就是对画面的截取、对细节的繁复描绘、对时间滞留的仔细打量，并且，他把这种打量定格、慢放、放大和缩小，运用了大量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和摄影的手法，将动和静、生和死、战争与和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做了类似古代波斯细密画家和欧洲印象派画家那样的对时间和物体的描绘。 我觉得，克洛德·西蒙的小说中最好的有两部：《弗兰德公路》和《农事诗》。《农事诗》是他的第15部小说，出版于1981年，也是他晚期创作中的代表作品，它集中体现了他的小说美学观点。小说通过三个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对三次历史上的战争的回忆，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1936年西班牙内战和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军被德军击溃的战役联系了起来，通过三个参与到上述战争的男人的经历，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和复杂性，也描绘了法国人的文化和历史，以及克洛德·西蒙本人对历史的看法，动用了他的家族历史资源，尤其动用了他自己参加战斗的经历。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农事诗》是与古代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同名长诗《农事诗》的同主题映照，小说表达了即使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来临也无法改变人类四季更替、代代相传的生活，无法改变万物生长、春种秋收的自然景象的主题，其中蕴涵的诗意和希望，是他的小说中最深刻和隽永的。此外，他还出版了散文集《贝蕾尼斯的秀发》（1983），以散文诗的片段，精妙地对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画家米罗的绘画作品进行了文学描述。 克洛德·西蒙属于越老越能写的那种作家。他的第16部小说《邀请》（1987）是他对个人回忆和家族联系的一次打量，在题材上有些重复。相比较而言，克洛德·西蒙的第17部小说《百年槐树》（1989）则显得气魄宏大，内容丰富，虽然小说篇幅并不长，但是小说的内部时间和描绘的历史空间却很大，以一棵具有百年历史的槐树作为见证，描述一座古老的房子里的主人的故事：这幢房子里曾经居住过拿破仑时代的一个将军，他战败自杀了，而他的孙女后来和一个军官结婚了，这个军官在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了，而１９３９年，军官的儿子又坐上火车，奔赴前线，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预感死亡即将来临。而那棵一百年的槐树，则是这个军人家族人物命运的见证，小说难得地清晰，具有悲怆气韵。我发现，克洛德?西蒙的小说题材比较重复，他似乎在不断地对他的家族成员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战争和时代进行重述，极力展现各个侧面，来让读者自己拼接出一幅全息图像。《百年槐树》的主人公的经历，显然取材于他的曾外祖父、父亲和他本人的经历，小说的自传性和摄影、绘画风格的写作手法结合得更加紧密了。 到了晚年，克洛德·西蒙似乎更加强烈地体会到了时间的作用，在写作中，对时间作用结果的刻画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第18部小说《植物园》出版于1997年，这是一部自传作品，但是，他的这部自传却写得像他的那些具有强烈形式探索的小说一样，不仅排版方式独特，而且内容也零碎不堪。小说描绘了克洛德·西蒙在２０世纪中的各个时期在世界各地生活和旅行的一些片段观感和零星感受，以及他的内心体验，夹杂大量他对一些事件的回忆，相互混杂而成。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回忆录的肖像”。而小说中的每个片段，都如同他的回忆苗圃中栽种的一束植物。这种写法有些走极端的味道，克洛德·西蒙看来是不想向任何传统和保守的审美观点妥协了。 克洛德·西蒙的最后一部小说《有轨电车》出版于2001年，这是他８８岁高龄时出版的作品，依旧带有着他强烈的个人风格：一本薄薄的小书，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对生命的依恋和对过去岁月的无限怀念。他以家乡的一条有轨电车所经过的１５公里的区域来作为回忆的地理背景，事无巨细地回忆了电车经过的区域的全部景象，以及这种景象在时间的作用下的细微变化所带给作者的印象、回忆、感觉和联想，成为克洛德?西蒙贯彻自我写作风格的绝唱。 在希望和虚无之间 在阅读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和文论的时候，我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克洛德·西蒙的浓厚的虚无主义思想。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他说：“我目睹了革命和战争，我当过俘虏，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到世界各地游历，我活到了７２岁，对一切事情还没有发现有什么意义。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这种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几乎体现在他小说的每一页中：世界最终是混乱的，不可把握的，个人的命运非常的卑微，是被历史和时间的洪流所裹胁的，人的生命是随波逐流的，是难以察觉地受到了时间和历史的侵害。 我想这种悲观的论调，与他在动荡的２０世纪的亲身经历和他对人世的细微观察是分不开的。在时间的作用下，人类的生存景象呈现出一片混乱，不再是有序和被理性所控制的了。这也难怪，对于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男人来说，克洛德·西蒙抱着这种深受动荡和战乱的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悲观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他的小说中，战争是他最喜欢运用的故事背景和主要的小说情节，他的主要的、最重要的、大部分的小说，都和战争有关系，不惜采取重复叙述的方式来强调他对世界的看法。此外，他作为一个画家的经历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写作。在他运用的语言中，他仿佛在用文字绘画，他善于精细地描绘那些只有画家的画笔才可以与他媲美的场景，他还善于运用“巴罗克风格”的结构叙事、对称、善于颠倒时间和空间，善于跳跃性地进行有选择的叙事，甚至取消和隐藏叙事人的人称、取消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大量采用意识流和不分段的长句子，有时候又突然使用短促的句子，来使小说节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促成小说新的语调，这些构成了他的小说技巧的突出特征。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克洛德·西蒙最重要的小说实验和贡献，就是把绘画的技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将绘画的画面感和共时性赋予了小说，改变了普鲁斯特的小说的那种只关心心灵时间的绵延。他把现实、历史、梦境、幻觉、想象、潜意识、无意识和回忆，都放在一幅幅由文字绘就的画面上，使他的小说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有的是三折的、或者像多扇中国屏风那样的绘画，闪烁和折射着彩色玻璃窗透射进来的光芒。阅读他的小说，一般都会使读者感到眼花缭乱，他的小说个人风格强烈，文字造就的色彩浓郁，语速迅捷，小说的结构层次丰富复杂，既像迷宫一样迷惑了我们，又以谜语一样的情节强烈地吸引着我们。 克洛德·西蒙除了最喜欢处理战争题材之外，他还喜欢将时间的连续和匀称的流速改变，把时间的间隔迅速缩短或者无限拉长，这一点，和普鲁斯特的小说也不一样。普鲁斯特的小说中的时间是匀速的、缓慢的、均衡的。同时，克洛德·西蒙对时间作用于历史和人类心灵的结果的呈现，和传统小说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他说：“在传统小说中，人们总是认为表现时间的经过只要用延续的时间流，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的幼稚。在那种小说中，第一页叙述的是人物的诞生，到第十页才是去写主人公的初恋。可在我看来，问题决不在表现时间的连续性，而在描绘时间的共时性，而在绘画中就是这样。”比如，他写《弗兰德公路》的时候，就感觉到突然之间，所有的细节和时间一齐涌来，共时性地涌现了出来，要他立即写下来，他甚至要用５种颜色的铅笔来写作，才可以区分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小说《有轨电车》中，他将有轨电车的路线与自己小学时代的生活联系起来，将有轨电车的起点、路线和终点这些空间线索，与他所经历的童年生活的时间经验联系在一起，通过描述、想象和联想，将时间的无限蔓延与封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的历史感传达了出来。他善于用文字描绘，把平面的物体推展到立体的形象，同时又使这些立体的形象具有画面感，并且在时间的扭曲变形中不断地变化。他着力于这种变化中，把一维的空间变成了四维的叙述，还不断地呼唤有心的读者，和他们一起去体会文字背后的气味、联想、幻觉、梦境、回忆、色彩、声音、图像，因为他把这一切都融合到小说中了。 克洛德·西蒙没有发表非常系统的文学理论，但他发表了像《传统与革命》《小说的逐字逐句》《小说的描写与情节》等大量的文学评论，在这些评论文章中，他阐发了自己的小说观。比如，如何处理小说中的时间、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如何运用绘画等其他手段来写作，是他小说实验的重点。他也是“新小说派”群体中创作小说的数量比较多的，是一个多产作家，但是大部分的作品的篇幅都不长。在小说形式的勇敢探索上，他是最用心的，跨越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在这一点上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阿兰·罗布—格里耶后来把很多精力都投入到电影上了，而米歇尔·布托则在小说理论下了很大的功夫，出版了多卷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娜塔丽·萨洛特老太太作品数量少一些，题材上比较狭窄，技巧的探索上主要着眼于对话和潜对话，意识的多层次实验，因此，最后是克洛德·西蒙代表“新小说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并不好懂，初读起来晦涩而复杂，也许，你可以说克洛德·西蒙和阿兰．罗布—格里耶一样把现代小说引入了某个死胡同。其实，他们是各自建造了一个小说的迷宫，需要我们自己走进去，又自己走出来。在走近他们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胆怯，需要的是认真对待他们创造性的发现，而不是在他们的作品中那所谓的晦涩难懂面前却步。当我们习惯了某种审美定势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打破这种定势，去看到创造性的天才给我们展开的别有洞天的文学世界，而克洛德·西蒙恰巧就是这样一个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