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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三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黄遵宪当然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时务学堂”，培植变法人材。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也是黄遵宪建议的。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甚至连被动的变革都会被拒绝，如戊戌维新的被镇压。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反映了清王朝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