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为了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20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 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以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详情,不乐,诟毁之。”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而总理衙门在1879年能刊印黄任驻日参赞时的《日本杂事诗》、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总理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写成《日本杂事诗》。此书可说是他“初来乍到”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如对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颇有微词，与日本不满变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鸣。 1890年，黄遵宪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曾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明说20余年前的旧作“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自己与日本保守人士来往较多，受其影响，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偏颇，“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后来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所以早先的《日本杂事诗》与几年后的《日本国志》有“相乖背”之处，现在“偶翻旧编，颇悔少作”。这正说明，早年的《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所以总理衙门敢出；而后来的《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总理衙门自不敢出。同样，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绍日本军事的情报，与诸如对明治维新等制度等价值性评论无涉，所以总理衙门敢出此书，而不敢出高度赞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