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红楼梦》的性别观念集中表现为贾宝玉所讲“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这种男女对举，扬女贬男的观点贯穿于全书。其主要思想源头来自《周易》。如《咸卦》的“山上有泽”，“男下女，娶妇吉”等。《周易》有关见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曹雪芹也对《周易》 深感兴趣，因此借贾宝玉之口讲出了“水、泥论”。 关键词：红楼梦 水作的骨肉 周易 男女对举 一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特立独行、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人物。用仆役兴儿的话讲：“（宝玉）长了这么大……成天家疯疯颠颠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是外清而内浊，见了人，一句话也没有。”[1] 对此，脂砚斋的批语有一个概括：“宝玉之语全作囫囵意……只合如此写方是宝玉，稍有真切则不是宝玉了。”[2] 而在贾宝玉囫囵难解的话语中，最有代表性，与全书主题密切相关的，莫过于“水、泥论”。 作为全书的一个引子，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古董商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宁、荣二府的情况时，二人有一大段别开生面的对话： 子兴叹道：“……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 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雨村罕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 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甄宝玉)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 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无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 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你岂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疼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觉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便连叫姐妹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3] “甄宝玉”云云，人所共知，是作者在“真事”与“假语”之间的狡狯之笔，这里讲述的甄宝玉言行，其实就是贾宝玉的言行，“女儿两个字极清净”云云，实乃前面的“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的进一步诠释。 这一大段的对话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贾府做一个鸟瞰式介绍；二是对作品主角贾宝玉做一个总体性评价，既有悬而又悬的“二气交融”说，又有历史名人的类比；三是揭橥贾宝玉“水、泥”之说的高论。 这第三方面看似是具体而微的话题，但作者十分重视。因而先从冷子兴的口中讲出，再有贾雨村借甄宝玉之名，活灵活现地渲染了一番。可以说，这一“水、泥”之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贾宝玉思想、性格特质的集中表现，也是作者自己价值观的诗性表达。 “水、泥论”贯穿到《红楼梦》整部书中，既有显性的，也有（更多）隐性的。 显性的，如第五回贾宝玉梦中进入“太虚幻境”，其中的女仙一见便质问：“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以“清净女儿”与“浊物”男人对举，使得贾宝玉“觉自形污秽不堪”。 第七回写贾宝玉初见秦钟，也是自惭形秽：“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原因竟是秦钟的形象为“清眉秀目”“有女儿之态”。 第十九回，宝玉见到袭人的表妹，立生感叹道：“见她实在好的很……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其后更有“须眉浊物”的自贬之词。“须眉”而“浊”，正与“男人”“泥做的骨肉”同义。 第二十回，“（宝玉）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再次直言“须眉”而“浊”。 三十六回，对于薛宝钗劝其留意功名极其失望，道：“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也是把“清净洁白女儿”与“须眉浊物”对立看待。 四十九回，宝玉见到宝琴等女孩，情不自禁赞叹道：“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七十八回贾宝玉以《芙蓉女儿诔》悼念晴雯，其中自称“浊玉”，称社会为“浊世”，脂砚斋于此批道：“盖常以“浊”字许天下之男子……‘女儿’称，妙！盖思普天下之称断不能有如此二字之清洁者。亦是宝玉真心。” 毫不夸张地说，仅以显性“水、泥论”而言，称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亦不为过——何况还有浸透整部作品的隐性书写呢。 正因为如此，“水、泥论”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除了一般意义地称赞其性别观念外，也有对其思想、文化的深层内涵进行探究的。 在脂批中，已有十分重视的意见：“真千古奇文奇情。”“以自古未闻之奇语，故写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 研究性论著中最早发表专论的当属蔡元培。 他在《石头记索隐》中讲：“《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独‘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象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以民族之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满汉，以此。” 指全书的所有女性皆喻指汉人，所有男性皆喻指满人，实在是匪夷所思。中间的推论逻辑也是基本不成立的。但是，他指出“水、泥论”有深层含义，又从《易》的角度来理解，对于后世不无启发之功。 晚近以来，颇有学人试图从文化蕴涵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段话：有的指为“呓语艺术”；有的联系《西游记》的女儿国情节，认为是母系氏族遗风，是女性崇拜；也有的提出“水意象”是一种情结，以至联系《道德经》“上善若水”来解读，等等。应该说，这些观点都各有其合理因素，但似乎没有完全搔到痒处，所以还有再加分说的必要。 二 以相对待的眼光来看男性与女性，并以比拟、象征的方式来表达，《周易》既是最早的，也是最典型的，同时又是在华夏文化系统中影响最大的。 这样的观念与方式，浸透、贯穿在《周易》全书中。即以构成《周易》基础的“八经卦”而论，《说卦》云： “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4] ” 也就是说，八经卦中，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分别象征了四个不同年龄段的男性与女性。而在具体的六十四卦的卦理阐释中，这种象征、比喻义更进一步成为分析的出发点。例如《归妹》： “ 归妹，兌下震上。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 少女而与长男交，少女所不乐也。 归妹之义，非人情所欲，且违于匹对之理。[5] 这一卦的卦象为“兌下震上”，转换为物象则是“泽上有雷”，也就是湖泊与雷霆，根据所象征的通义，就成了少女嫁给长男，换言之即老夫少妻，所以说“少女所不乐也”。 再如《咸》： “ 咸：艮下，兊上。 山上有泽。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 男下女，娶妇吉。 咸，感也。艮为山，兑为泽，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会礼通，和顺于义，干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徳，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亲，说娶之，则吉也。 咸既可以配天地……夫妇之道也。男女相配，故为咸也。 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利在贞正。[6] 上引卦辞以及易传、注释的内容较为复杂，大端而言，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意思： 1、这个《咸》卦由上方的“兑”与下方的“艮”组成，“兑”为湖水，故称之为“柔”；“艮”为山石，故称之为“刚”。于是有“柔上而刚下”之说。 2、“兑”——湖水，象征了少女；“艮”——山石，象征了少男，少女与少男合为一卦，所以说是“娶妇”，也就是婚姻家庭。 3、“艮”——山石，在下方；“兑”——湖水，在上方，象征了男女关系中，男性要放低身段，尊重女性，是之谓“男下女”。 4、从物理的意义说，“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而从人情的角度说，则是只有充分尊重女性，才能“男女共相感应”，也就是才会有情感的交流，才能有和顺的家庭。 《周易》的传、注都着意把这一“象征以明理”的方式揭橥出来，作为《周易》全书甚至所有著述的通则： “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7] ” 这是强调以某种物象来表达微妙意旨的重要，以及其普适性。王弼为之作注时，特意设立《明象》一节，略云： “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若乾能变化， 龙是变物，欲明乾象，假龙以明……龙则象之意也。[8] ” “尽意莫若象”，指出“象”对于表达意旨的特别有效性——“莫若”。下面一段则是举出乾卦为例，说明天道的变化的微妙意旨，是借助于龙的（飞腾变化）形象来表达的。 《周易》在华夏文化系统中，具有无比尊崇的经典地位，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此其五经之首也。”《日讲易经解义》：“传四圣之心，冠五经之首。”《经义考》：“矧五经之首，实惟《周易》。始自伏羲画卦，而周文系以彖爻，孔子赞以十传，四圣之精具于是焉。” 而《周易》的“以象尽意”，更是成为后世论文衡艺，甚至讨论哲理的惯常用语，如陈仁锡的《史记序》：“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诗》，文章之铃铎也。至哉，《易》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 张栻的《传心阁铭》：“立象尽意，阐幽明微，圣学有传，不曰在兹！”可谓不胜枚举。 至于《咸卦》，也是六十四卦中被关注、引用较多的一个卦。仅以“男下女”这个特有的命题检索《四库全书》，就有四百六十二条之多。 不但是有关《易》学的著作中涉及，而且关于《仪礼》《礼记》《周礼》《春秋》《诗经》的论著中也被引证。在《诗补传》《毛诗李黄集解》等书中，对《桃夭》《竹竿》《何彼秾矣》《白华》《雝雝鸣鴈》等篇的疏解中，都引用了“男下女”的命题。 有的不仅是引用，而且借鉴其以象见意的方式，以及分析象与意的逻辑，对作品进行深入阐释，如《诗所》对《氓》的分析： “ 《易》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夫以阳求阴，以男下女，正也；以泽感雷，非正也。君子知其终敝而不正者，不思其反也。”[9] ” 这里，《兑》之泽即湖水、即少女；《震》之雷，即长男。而“泽上有雷”，爻位与《咸》在逻辑上正相反，也就是“以泽感雷，非正也”，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悲剧性的。 当然，这样来分析一首诗，把情感悲剧的最终原因归结到《易》理上，今天看来未免牵强。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能够到哲理的层面上寻找批评的依据，其思维的路径还是有些价值的。而从《易》“象”的关系角度分析，以“男下女”作为两性关系之“正”，则反映出《咸》卦“柔上刚下”“男下女”观念的广泛影响。 对于《咸》卦所表达的“男下女”——一定程度地尊重女性的观念，有两个重要的疏解、发挥。一个是唐代的孔颖达为《周易注》作的《疏》，其中讲到： “ （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男下女”者，此因二卦之象釋“取女吉”之義。艮为少男而居于下，兑为少女而处于上，是男下于女也。㛰姻之义，男先求女，亲迎之礼，御轮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后女应于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10] ” 在这里，孔氏首先说明了“以象释意”的逻辑，由此明确地指出了“少男”需要尊重“少女”，在婚姻中才能有感情交流，才能“吉”。然后把这个建立感情的方式——“柔上刚下”“男下女”推而广之，认为既适于万事万物，又通于天地之道。这几乎无以复加了。 另一个是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其中有关于《咸》卦“男下女”的专题性讨论： “ “曰：《咸》之辞曰：‘取女，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兑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刚，男下女’，是以吉也。《渐》之辞曰：‘女归，吉。’其为卦也，艮下而㢲上，其上柔下刚，以男下女，皆与《咸》同，故又曰‘女归吉’也。《归妹》之为卦也，不然，兑下而震上，其上刚下柔，以女下男，正与《咸》《渐》反，故彼吉则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当也者，谓兑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妇，所以正人伦礼义，所以养亷耻，故取女之礼自纳采至于亲迎，无非男下女。而又有《渐》也。故《渐》之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者，是已。奈何《归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11] ” 欧阳修在充分肯定《咸》卦“男下女”的合理性之后，又举出《渐》卦为例，与《咸》卦相比较，指出二者同为“男下女”，所以结果都是“吉”。 他又举出《归妹》作为反面的例子，指出其卦象“上刚下柔，以女下男，正与《咸》《渐》反，故彼吉则此凶矣”。“女下男”则必“凶”，这就更突出了“男下女”的必要性。对此，他加重语气强调说：“奈何《归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于是，就把婚姻家庭中“男性应该谦恭应该尊重女性”（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内）的观点普世化了。《周易》的孔疏是唐代已还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而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也是广泛传播颇有影响的经学名著。两部书的观点无疑会促使更多人关注《周易》“男下女”的主张，以及表达此种观点的逻辑——“取象”的、“兑—泽—少女；艮—山—少男”的表达方式。 显然，《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女儿为水，男人为泥”“女儿尊贵，男人卑下”的说法，是与《周易·咸卦》“泽为少女，山为少男”“男下女则吉”的说法，基本同构的。 三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于《周易》是了解的，也是饶有兴趣的。这不仅仅是从情理上论断——当时的饱学之士不可能不熟读“五经之首”，而且更是从文本中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证据。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里有这样一大段对话： “ 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好说。这叫人怎么好答言？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 湘云笑道：“糊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翠缕道：“这糊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 湘云道：“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翠缕听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儿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湘云笑道：“阿弥陀佛！刚刚的明白了。” 翠缕道：“这些大东西有阴阳也罢了，难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湘云道：“怎么有没阴阳的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阳的便是阳，这边背阴覆下的便是阴。” 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这样，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阳，怎么是阴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为阴。”翠缕又点头笑了，还要拿几件东西问，因想不起个什么来，猛低头就看见湘云宫绦上系的金麒麟，便提起来问道：“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阴阳？”湘云道：“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翠缕道：“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云道：“这连我也不知道。” 翠缕道：“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下流东西，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翠缕笑道：“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云笑道：“你知道什么？”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 说着，湘云拿手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来。翠缕道：“说是了，就笑的这样了。”湘云道：“很是，很是。”翠缕道：“人规矩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云笑道：“你很懂得。”[12] 史湘云和一个丫鬟的对话，既与人物性格关系不大，也没有多少推进情节的作用，甚至也不是很有趣味，那作者铺陈出近九百字的篇幅，对于惜墨如金的曹雪芹来讲，似乎恐怕只能以其对《易》学的特殊兴趣来解释了。 实际上，史湘云所讲的“‘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很有些思辨的意味，可以说是有一定哲理深度的《易》学话题。这样写多多少少也带有“炫学”的成分——如同写禅、写《庄》那些笔墨一样。 指出曹雪芹了解《周易》，并有一定的兴趣；指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水、泥论”——女孩似水、男人为泥，女孩高贵、男人低下，与《周易·咸卦》中的少女为泽（湖水）、少男为艮（山石），“男下女则吉”之间的同构、相似关系，并非是判定曹雪芹笔下的“水、泥论”直接出于《周易》，而是说，这一看似别出心裁之论，其观点、其表达方式受到《周易》，特别是《周易·咸卦》的影响、启发，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如前所言，贾宝玉的“水、泥论”，其思想观念以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浸透、贯穿于《红楼梦》整个文本之中。若从表面来看，《水、泥论》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尊重女性的性别思想。而如果深入探究，会发现并不止于此。 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有这样一段： “ 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们，看已去远，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园门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来，因问道：“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点头道：“不错，不错！”婆子们笑道：“还有一句话我们糊涂不解，倒要请问请问。”…… ” 庚辰本在这里有一眉批：“‘染了男人的气味’实有此情理，非躬亲阅历者亦不知此语之妙。” “有此情理”，倒是抓住了贾宝玉这一番“怪论”的核心。“女人”与“女儿”相比，区别在于出嫁组成了家庭。组成了自己的家庭，也就进入了人生“社会化”的阶段。 人一出生，就开始了由“自然人”向“社会人”演进的过程，其主要表现就是接受、适应社会的各种规则——包括行为道德的、利益分配的，等等。在曹雪芹的时代，这些规则的核心就是礼教与名利。在那个时代，男人比起女人，社会化的程度要高得多，也就是说对名利的追求、对礼教的奉行，承担的更多更直接。 相比之下，女孩子在深闺之中，保持“自然人”的成分会更多更长久些。所谓“清净”、“清纯”，指的就是自然本性、自我个性保持较多，社会化程度较低。而一旦结婚组建家庭，新的角色必然要求更多适应各种“俗务”，于是也就逐渐远离了少女的“清净”、“清纯”。贾宝玉所抨击的“染了男人的气味”，指的正是这一过程。所以，表面上他恨的是“女儿”变“女人”这一过程，实质上发泄的是对名利与礼教的不满。 在这个意义上，贾宝玉的“水、泥论”与李卓吾的“童心说”正是一脉相承。不同的是，李卓吾是直接议论，曹雪芹是文学的表达。直接议论，显豁而明确；文学表达，模糊而多义。 所以，贾宝玉“水、泥论”的反社会化倾向是在性别话题的外衣下表达的，是在“堂堂须眉， 诚不若彼裙钗”的故事中呈现，是在“可使闺阁昭传”的目的下讲述的。因而，其表层是为女性张目的“女清男浊”“男下女吉”的性别观念，而深层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异端价值取向。 在作品的诸多女性形象中，林黛玉是兼具这两层蕴涵的典型。无论自身的精神气质，还是在贾宝玉面前的自尊、强势，都体现出“女清男浊”“男下女吉”的特质。 而作者以“林下之风”喻之，以“潇湘馆”居之，以“林”姓予之，更是明确地指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风气，可谓是“水、泥论”的第一承当者。也惟其有了林黛玉这一鲜活的艺术形象，才使得作者别出心裁的“水、泥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当然，这种艺术表达的模糊性也有其缺欠。有的批评家从“水、泥论”中读出所谓的“处女崇拜”“本质的男性中心”，也是不足为怪的。不过，那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此不具论了。 注释： [1] 《红楼梦》第六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916页。 [2]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七十七回夹批。脂批非一人所为，本文不做具体辨析，概以脂砚斋统称之。 [3] 《红楼梦》第二回，第27～31页。 [4] 《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第283～284页。 [5] 《周易正义》卷九，王弼注，孔颖达疏，《四库全书》经部一。 [6] 《周易正义》卷六，王弼注，孔颖达疏，《四库全书》经部一。 [7] 《周易正义》卷十一，《系辞上》，王弼注，孔颖达疏，《四库全书》经部一。 [8] 《周易正义》，《周易略例》，王弼注。孔颖达疏，《四库全书》经部一。 [9] 《诗所》卷一，《四库全书》经部三，诗类。 [10] 《周易正义》卷六，王弼注，孔颖达疏。《四库全书》经部一。 [11]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一，《文忠集》卷七十六，《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 [12]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第425～42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