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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热议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文《打碗碗花》把“外婆”改成“姥姥”一事，人们传言，出版社这样做是因为《现代汉语词典》“外婆、外公”标〈方〉，属于方言词，需要改为普通话规范词“姥姥、姥爷”。6月21日，上海教育出版社发布了语文教材将“外婆”改为“姥姥”的说明： 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把“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外”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一学期第4课中，“婆”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中，“姥”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24课中，即在认读“姥”字前，学生已经认读了“外”“婆”两字。 同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发表声明，指出： 有关网络媒体引用的对“姥姥”一词使用的答复，是2017年我室对一位读者来信反映的《寒假生活》中一道英文翻译题翻译方式的回复，与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文《打碗碗花》没有关系。 从当事方的上述陈述来看，这一舆情热点问题是网友嫁接文本而引起的，两个文本语境不同，嫁接不当会引起严重舆情问题。这次舆情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外婆”被认为因方言词身份而在教材课文中被替换成“姥姥”。本文主要讨论跟这一舆情热点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姥姥”“外婆”的地域分布与语义源流；二是《现代汉语词典》标注方言词语的原则和处理办法；三是普通话推广、识字教学涉及的教材改编问题。 一 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第45页，展示了“外祖母”称谓的地理分布情况。我们重点查检跟本文讨论相关的“外X”类、“姥姥”、“姥娘”的情况。“外X”类（如“外婆”）分布最为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大部分南方方言区，以及北方方言中除了“姥姥”“姥娘”占据的区域外的地区，涵盖了西北地区，课文《打碗碗花》作者李天芳的家乡西安也在内。“姥姥”“姥娘”分布在北方地区，其中“姥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以及河北、山西北部，“姥娘”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和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部分地区。 在我国亲属称谓系统中，母亲、妻子、姐妹及女儿方面母系亲属称“外”，“婆”有“祖母”义，“公”“婆”相对，“公”有对应的“祖父”义，“外公”“外婆”与“外祖父”“外祖母”、“外孙”“外孙女”等组成了亲属词词群，语义显豁，出现时间也较早。如： 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从我索粮食。（唐 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一） 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宋 洪迈《容斋四笔》卷二） 相对而言，“姥姥”语源较为隐晦，引发人们的猜测。如清张之洞撰《（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中说：“姥姥，外祖母称也。”原注：“按宁河人称外王母曰姥姥，其音如老。……姥姥，疑是媪媪。媪有母谊，母之母故呼媪媪。”从近似读音推断“姥姥”来源于“媪媪”。其实，作为外祖母的称谓，“姥姥”是由“姥娘”演变而来的。俞敏（1999）推断，北京话中原来外祖母的称谓方式是“姥娘”，而小孩子喜欢用叠字称呼，“姥姥”就产生了，而“姥娘”则专指接生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姥姥”收有两个义项，其中“外祖母”义为普通话词汇，“接生婆”义为方言词，标〈方〉。 “姥姥”（老老）的出现比“外婆”要晚得多，大概在明代以后。 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明 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 板儿见没了他姥姥，急的哭了。（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其实，《红楼梦》中“刘姥姥”的“姥姥”是外祖母称谓的泛化用法，犹如“奶奶”也有类似用法。这也表明“姥姥”早就进入有影响的书面语了。 “姥娘”原写作“老娘”，《现代汉语词典》一直只立“老娘”条，未立“姥娘”条，其中“外祖母”义标〈方〉。“姥爷”原写作“老爷”，《现代汉语词典》原先只有“老爷”条，第3版才立“姥爷”条。揭去字形遮蔽的面纱，“姥姥”的语义也变得显豁。 王玲玲（2014）以北方方言的典范作品《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作品、王朔作品为对象，考察了“外祖母”义的“外婆”“姥娘”“姥姥”三个词的用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她统计，《红楼梦》用“姥姥”（2例）、“姥娘”（31例），《儿女英雄传》用“姥姥”（4例），老舍作品用“外婆”（71例）、“姥姥”（11例），王朔作品全用“姥姥”（26例），我们从用例的变化可以看出，过去两个多世纪来“姥娘”逐步让位于“姥姥”的过程。其中老舍作品“外婆”用例远多于“姥姥”，有些不可思议。究其原因，是老舍为了照顾全国多数读者的习惯，有意使用了“外婆”这个分布更广的称呼。请看老舍作品中既用了“姥姥”又用了“外婆”的例子，在当时的北京话口语中，外祖母的称呼就是“姥姥”：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己去世。（老舍散文《我的母亲》） 近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影视剧的传播，“姥姥”的认知度已空前提高，王朔也就没有必要迁就其他方言区读者了。 二 众所周知，普通话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现代汉语词典》是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指示、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而编写的，方言语汇不是收词对象。吕叔湘先生1958年制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第5条“北京话语汇和方言语汇”中说：“本词典不收一般方言语汇，但已经屡在书刊出现的，酌量选收，以供查考，选录的标准从严。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但是地位较特殊，北京话语汇变成普通话语汇的机会较多，选收可以稍宽，但是也不能太滥。”《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前言中说：“一般语汇之外，也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第1版凡例中说：“一般条目中，标〈口〉的表示口语，标〈方〉的表示方言。”这些表述集中反映了《现代汉语词典》标注方言词语的原则和处理办法。 在“外婆”“姥姥”的讨论中，很多网友认为，“外婆”一词的使用率并不比“姥姥”低，例如台湾歌曲《澎湖湾》歌词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不少人还倾向于“外婆”是更为正式的称谓，而“姥姥”则被视为北方方言。需要强调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是共时层面的当代中型语文词典，不是历史词典，标〈方〉标〈口〉反映的是当代语言事实，而无法全面反映历史状况。因此，“外婆”产生时间早与语义显豁，跟判断它现在是否为方言词的问题无关。很多标〈方〉的词也是于古有征、语义流传有序的。 普通话不是一成不变的。普通话过去吸收了方言中许多具有表现力的成分，有些词来源于方言，现在已经成为普通话词语，就不再标〈方〉了，如“尴尬、垃圾、老公、二流子”。拿“丈夫”义的“老公”来说，《现代汉语词典》原先标〈方〉，第5版改标〈口〉，视为普通话词语。词条中〈方〉〈口〉标记的变迁，正说明《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规范词典以语言事实为依据，关注监测词汇使用情况，尊重语言事实、尊重语体的客观变化，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这项工作。 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有广泛的地域优势，普通话还是书面语的基础。“姥姥”是北京话词汇，变成普通话语汇的机会较多，能在活生生的语言运用中优先被确定下来。“姥姥”在《现代汉语词典》第1、2版中标〈口〉，第3版以后去掉了〈口〉，变为普通话通用词。“外婆”虽然历史悠久且分布广泛，但在北京话及周边大片官话区确实不说，标〈方〉是可以的。但“外婆”通过大量文学作品、流行歌歌词广为人知，甚至也被部分北方作家接受，加上“姥姥”类称呼不像其他普通话称谓那么通行，据此取消“外婆”标〈方〉也有理由，将来修订时我们会予以充分考虑。 三 推广规范的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具有充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里，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普通话早已经成为大多数地区的通用语言。 在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普通话跟方言互相补充、共同繁荣，两者并不对立。在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是让方言地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可使用方言，在社会公共交际场合学会说全民族共同使用的普通话，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观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心灵最深处、最复杂情感。《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也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留住乡音，记住乡愁，但值得忧虑的是，非强势方言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城市里迅速没落。很多上海网友担心，如今能说流利上海话的孩子越来越少了，教材改革后沪教版和外地教材差异度又进一步降低，本土语言文化将会失去生存的土壤。《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具有文学特性，表达着作者的个人经验与情感。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塑造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次上海教科书把北方的地方语言文化当成通用语言来推广，戳中了很多人心中痛点，更加让人难以接受。 上海教育出版社发布的说明中还说，“通过此事，我们认识到，语文教材编写除了要考虑学生识字规律和增强学生对文化多样性了解外，还要充分考虑地域文化和语言习惯。”这提醒我们思考——如果为了识字教学的有序安排而用某些普通话的词代替方言背景的词，首先需要研判作品的内容风格、地域色彩是否相宜，而不应该“因辞害义”，以窜改、牺牲文章内容来迁就识字教学。 参考文献 曹志耘主编 《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王玲玲 “外祖母”称谓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俞敏 亲属称谓的扩大和转移.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