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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繁盛期，万历至崇祯年间，传奇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和繁荣期。晚明出现了汤显祖、沈璟、徐复祚、凌濛初、阮大铖、袁于令、吴炳、范文若、孟称舜、李玉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戏曲家。就作品论，《浣纱记》《鸣凤记》《玉茗堂四梦》《石巢四种》《粲花斋五种》《娇红记》《西楼记》《清忠谱》等大量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作品光耀剧坛。明清戏曲如此繁盛，实与士人结社关系密切，黄文肠《曲海总目提要》卷六引《樱桃梦序》言：“士大夫去位而巷处，多好度曲。”往往是这些“去位巷处”的士大夫广结文社，度曲为乐，从而促进了戏曲文学的繁荣发展。 近代以来，学界对戏曲的研究多侧重主题挖掘、人物性格与艺术分析以及对民族意识的弘扬。如梁启超就曾在1903年《小说丛话》中言：“读此（《桃花扇》）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他还对《桃花扇》中的侯方域、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作了详尽的史料考释和辨证。但略感遗憾的是，以梁启超为主流的文学史著作尚未意识到《桃花扇》文本生成的文人结社背景及党社运动对《桃花扇》的深刻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过程中，学界侧重对创作成就较高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研究，很多社群文人的戏曲创作没有被重视起来，如复社领袖吴梅村、中江社领袖阮大铖等在文学史著作中并未受到重视，特别是一些戏曲家或者戏曲评论家如丁耀亢、曹学佺、汤显祖、冯梦龙、潘之恒、臧懋循、沈德符等皆有结社经历，这些经历对戏曲创作与理论建构有何影响，文学史著作亦少提及。可喜的是，反映士人结社的相关戏曲作品开始作为单独章节逐渐被关注，如反映复社政治斗争的《桃花扇》、反映东林社的《清忠谱》，还有讽刺科举文社的《绿牡丹》，等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开始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研究戏曲文学，进行研究范式转型。有学者开始尝试从士人结社视角切入戏曲文学研究，力图架起社群和戏曲文学之间的桥梁。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文学家结社与戏曲小说的关系研究进入学者视野，先后出现了刘水云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王珏的《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燕子笺〉》、李玉栓《阮大铖结社考略》等作品，成为戏曲研究的一次新的方法论尝试。 进入21世纪后，从士人结社视角切入戏曲文学研究仍未受到重视，成果数量较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仍需要进一步开拓。因此，当下应积极推进明清戏曲文学研究的方法革新与范式转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把戏曲文学研究纳入社群文学研究的构架中来。明末，士人结社成为文学家日常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戏曲家出自社群的培养，如复社吴梅村、中江社阮大铖等，孔尚任也与复社关系密切。还有一些社群文人提出了鲜明的戏曲主张，著有戏曲评论著作，甚至家养戏班，社集时演出戏曲、交流经验，对戏曲文学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史撰写应把戏曲放在社群文学的话语背景下，这样就显得更为完整，也更为全面。但是，随着古典文学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建立，历代学人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诸如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建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考辨界定以及戏曲小说家的考证及其作品主题的开掘与艺术的分析研究等，而戏曲的社群文学意义却未能引起关注，对戏曲家结社对其创作及其思想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在文学史上给予明确的界辨，一直到现在，戏曲文学的社群意义仍然居于文学研究的边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