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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在上杭县五中读书。那个时候苦于无出路——因为五中的升学率比一中、二中甚至四中都要低许多，被学生称之为“救命高中”。我想过许多种办法改变命运：一是跟随音乐老师唱歌，二是去校外的画室学画。无奈我生来五音不全，加上学音乐的费用比较昂贵，所以遗憾地放弃了这条路；至于画画，当我一进入画室，就看到满地的铅笔灰，顿时心生倦意，发现画画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 此后，我也一度发奋读书，由于偏科太严重，不得不放弃了这条路，而且我的数学成绩创下了五中建校以来的最低分——4分。我只能另辟蹊径，想别的办法。幸好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作文成绩不错。语文老师经常让我参加县里乃至市里的征文比赛，每次征文比赛拿到好成绩，才能稍微弥补我那颗挫败的心。自诩文字功底不错，从那以后，我便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埋头阅读小说。在此要感谢父母，没有他们的开明，我不可能拥有那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通过阅读，我突然间明白了以后所要走的路，那就是写作。可以说，写作在那个时候就像一颗种子，栽在了我的心间，不过我不知道这颗种子能否发芽，能否最终结出硕果，一切都是未知数。这颗种子虽然已经种在了心上，也会遭遇风吹雨打，具体表现为许多人得知我要写作时，都好言劝我千万别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还残酷，甚至可以说是注定一条没有出路的绝路。不过我不信邪，因为我已经无数次仔细思考了自身的能力，既然不会唱歌，无法画画，偏科更是严重，只有这条路才能看到阳光——这些经历是我今年最新的长篇小说《忧郁的山脉》的主要素材。 就这样，我一头栽进了写作。虽然确定了自身志向，但要取得成绩也是难上加难，因为每次一下笔脑子就一片空白，每次一下笔都是老生常谈。那时还没有学会如何把对生活的感悟转化到写作中，甚至连文笔都非常一般，更不用说讲故事，塑造人物和运用结构。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我看的那些书有问题，我那时看的大部分都是十八九世纪的大部头，对二十世纪的小说流派一窍不通。这些大部头首先在字数上就压垮了你，连吃透它都变得万分困难，哪有心思和精力去研究它的结构、剧情和人物命运。当我知道自己遇到的困难后，有一天我很幸运地在《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散文，这篇散文里提到了一本伟大的著作——《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它让我明白写作可以完全不用像写作文那样一板一眼，写作完全可以不按常规。看完这本书后，我手痒难耐，也尝试着写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作家之死》，然后偷偷参加了当年的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记得将稿子投出去后，我还把这篇小说给我语文老师看过。语文老师看完，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林为攀，你还是好好读书吧，别去写作了。我一听这话，心凉了半截，想着自己可能真没有写作的天赋，好在几天后我就接到了复赛的通知。语文老师知道后，真心祝贺我，我心里也很得意。没想到去上海复赛之前发生了点变故，五中的副校长以担心被骗为由，不让我请假。好说歹说，才勉强同意，并表示倘若被骗一切与学校无关。 好在上海之行一切顺利，并顺利拿到二等奖。这件事让我自豪了很久，觉得自己终于能靠写作证明自己了，当时还太年轻，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如果现在重来一遍，我或许不会如此乐观。拿了奖后，发表作品还是非常困难，甚至一度让我怀疑自己。而且因为拿过奖，让我不知天高地厚从大学直接退学，利用走南闯北积累经验，碰壁碰得头破血流，那个时候我就暗下决心，要是我25岁之时还没写出来，就回家种田养猪。 这种局面在2013年去北京两年之后发生了改变，那个时候我的小说大都能发表出来，书也能顺利出版。一直到今天，我都很庆幸，在我短短的二十八年生涯中做过两次正确的决定，一是18岁时写作，二是23岁时去北京。 写作是一个值得倾注一生的事业，现在盖棺定论为时尚早。许多人说，写作的初衷一定要很纯粹，为此我不太赞同，我觉得写作的初衷可以为名，可以为利，只要你写出的作品有价值，名利双收是对你辛勤付出的馈赠。不过，写作一定不能投机取巧，不能什么流行写什么，更不能盲目鼓吹什么。写作是自我最为真诚的表达，既不是宣传口号，更不是高升的敲门砖。如今翻看我喜欢的作家的创作谈，我发现许多作家走上这条路都有点意外，比如余华是觉得写作可以进县文化局工作才去写的。当然他现在早已功成名就，对这个初衷想必会付之一笑。因为未来未知，所以写作有无限可能，最起码写作是唯一一个能让时间停留的办法。当我现在审视几年前写下的作品，会自然地去想那一段带着泪水与微笑的过往，它比照片和日记更为真实，更能让我感动。 2017年我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长篇《追随他的记忆》，一本是小说集《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今年还会出三本长篇）。以这两本已出的书为例，我觉得前者是仰赖了我的童年经历，后者则依靠我在一些经典小说中“偷师所学”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我想讲讲作家的童年以及师承之间的关系。 也不知道是谁说过，作家需要一个悲惨的童年。遗憾的是，我的童年比较幸福，既没遇到家庭暴力，也没碰过杀人放火的大事。由于从小比较敏感，所以就会格外放大某些东西，比如谁家的鸡被偷了，在我眼里，都是一件要命的大事。因为在这件琐事里，我会去留意每一个当事人的言谈举止，一般在这时，甭管失窃者之前多么窝囊，多么不受人重视，这时都会通过失窃的物品给自己壮胆。 这也就是我写《追随他的记忆》这本书的原因，因为小时候遇到太多这样的事了，刚好有机会好好坐下来梳理童年的这段记忆。经过一番梳理，我发现童年时代的这些人和事不但没有面目全非，反而在眼前历历在目，就像童年还未远去一样。 至于小说集《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可以从我这些年阅读那些书里看出一些影子，不管是我最爱的《百年孤独》，还是逐渐才喜欢上的《我的祖先三部曲》，抑或是现在经常重看的《边城》，都在小说技法上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以至于经常痛恨自己，一直被这些屹立在眼前的巨人所影响，却始终无法迈过去，另辟一座山头。 我认为这些巨人一方面是很好的领路人，一方面又是要命的拦路虎。或许假以时日，可以冲破阻碍，去到另外一个天地。但至少目前为止，我还要仰其鼻息。 综上所述，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童年和师承都缺一不可，前者决定了你是否足够敏感，后者则决定了你能走多远。如果说童年是一条起跑线的话，那么师承就是耐心精力和爆发力的多重结合。这两者相加，才能稍微具备开创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