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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矛盾解释,恐怕两边都是对的,文化现象本来就经常像漩涡一样打转。面对这个充满漩涡的洪流,研究者不得不心生畏惧:流行到底有无规律可循?没有规律,文学史又如何书写?于是,许多文学史作者“学乖”了,他们找到了捷径——描述现象、罗列事实,这使得当今以材料考证为主的风气大盛。如一本当年书店自印的坊间小刊物,就可以考证出一篇大文章。或者是只谈某种流行与某种文化气候有关。 而谭光辉不然,他是个专门挑危险的激流漩涡纵身跃下的弄潮儿:越是水情险恶,越显智者本色。这部90万字的专著,非但不回避流行小说引发的各种理论难题,而且在现象的描述中贯穿了辩证的理论立场。 文化现象的本来形态就是意义“漩涡”,面对两个平行的解释,可以有几种处理方式:“辩义”解法决定一对一错,一个取消另一个;“反讽”解法决定一主一辅,一个拿另一个作为背景衬托。而“漩涡”的解释,就是在同一层面的解释中,两个看来矛盾的解释同时有效,双方并不互相取代,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靠,形成一个有你才有我的解释回旋。欲“对付”流行小说始终未能解开的诸种难题,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立场。我理解谭光辉的雄辩,就是以这种“漩涡解读”为主要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能“看到文学史没有说什么”,看到文学史的进展。 这部流行小说史让我们明白,不善于利用解释“漩涡”,不善于内化冲突,就难以彰显文化本有的多模态、多元性。谁能适应并充分利用评价“漩涡”,谁就可避免写出一本虽可“自圆其说”,但却罔顾文化复杂性的所谓历史。就这一点而言,谭光辉完成的不仅是一本流行小说的文学史,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方式,可以为文化运行的本质性“漩涡”形态去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