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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现代文化景观的符号学批判 在《生产之镜》之后，鲍德里亚彻底否定了生产的重要性，认为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镜像，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力量应该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模式相反，是消费决定了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了消费。商品的价值不是在劳动过程而是在社会流通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样，鲍德里亚就彻底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甚至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在鲍德里亚的这一转变过程中，符号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第一阶段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结合起来”(凯尔纳 贝斯特144)，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第二阶段之后则是用符号学方法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成为一位彻底的“后现代性的超级理论家”(凯尔纳 贝斯特143)。他的这一学术地位的建立正是通过仿真、内爆和超真实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文化的概括和阐释来实现的。 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体系中，作为核心范畴的仿真(simulation)是与拟像(Simulacrum，复数形式为simulacra)②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作为拟像的一个层级和阶段而展开分析的。拟像在西方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都具有悠久的传统，柏拉图的摹仿说已经是拟像的雏形，但是是鲍德里亚使拟像在当代哲学、政治学和美学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Genosko 28)。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把拟像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以及三个平行等级。起始于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是仿造(counterfeit)，现代工业时期的主要模式是生产(production)，而仿真(simulation)则是目前受代码支配的后现代时期的主要模式，它们分别代表或呈现了封建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作为拟像第一等级的仿造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等级的生产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而第三等级的仿真依赖的则是价值的结构规律。 仿造是与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而这个解构过程正是由资产阶级的秩序和差异在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封建时期乃至古代社会，符号处于强制的受控制状态，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与界限分明的阶级区分和等级秩序相关联而不可随意使用。符号界限的打破就意味着阶级区分和等级界限的突破和僭越。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任意性成为符号的主要特征，所有的阶级和等级都可以不加区别和限制地使用甚至玩弄符号。鲍德里亚称这种特征为“符号的增生”。仿造就是这样一种符号增生行为，它通过诸如胸前的假背心、假牙、仿大理石室内装饰、巨大的巴洛克式的舞台布景等替代性符号来对已有的自然之物进行模仿，创造出一种其他物质的镜像，从而实现对符号等级及其控制的突破。 进入工业革命之后，拟像进入了生产阶段。在工业生产中，符号是没有种姓传统且可以被大规模生产的。生产的拟像是由两个或n个同一的物体构成，是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结果。在这个系列的符号中，没有原型与仿造的关系，也不存在类比和反映，而是同一符号之间等价的无差异关系。在这个系列之中，物体成为相互之间的无限的拟像。生产作为符号秩序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只是由仿造到仿真之间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来生产无限的具有潜在同一性的存在、物体或符号。 拟像的第三阶段和等级是仿真。詹姆逊认为，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平面化的、破碎的、拼贴的、仿真的文化。鲍德里亚则将这种具有仿真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概括为超现实主义(hyper-realism)，其基本特征则是超真实(hyper-reality)。仿真的这种超真实性是符号操纵的结果，而在构筑世界的各种符号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而形成的数字符号。因此，鲍德里亚认为：“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象征交换与死亡》72)。可以说，仿真是以电子媒介或数字符号为主导的超现实主义文化和艺术的基本特征。在后期的《拟像与仿真》等著作中，通过对仿真的深化，鲍德里亚又将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作为拟像的第四等级。 从拉丁语词源上来说，拟像(Simulacrum)具有图像(image)、类似(semblance)或表象(appearance)的含义(Pawlett，“Simulacra” 196)。《牛津英语词典》将其解释为与一个事物相似的“像、影、模拟物”，从而强调了拟像的物质性。正因为拟像与图像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鲍德里亚以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为例对拟像的几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在第一个阶段，图像是对真实的再现和反映，从而与真实具有同一性关系；在第二阶段，图像作为一种能指逐渐开始脱离、掩盖甚至扭曲现实；在第三阶段，作为指涉对象的真实已经退场，而图像成为一种自我指涉的能指，并掩盖了真实的缺席，或者说成为了现实的仿真或超真实；而到了第四阶段，图像则成为与现实毫无关联的纯粹拟像或虚拟真实(Baudrillard，Simulations 11)。鲍德里亚将图像的这四个阶段所表现的现实秩序概括为“神圣的秩序”“邪恶的秩序”“巫术的秩序”和“模拟的秩序”(《生产之镜》192)。可见，从再现到虚拟真实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图像或符号不断地自我增殖，而真实却在不断地退却，最终所形成的则是一种由图像或符号自身所创造的一种超真实或虚拟真实。这种脱离了所指和现实指涉的超真实或虚拟真实不是“真实”，也不是“非真实”，而是“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符号学效果”(Pawlett，Jean Baudrillard 71)。 现代技术推动下的人工智能、全息摄影、实时记录、远程遥控等都在合力创造一个逼真的虚拟世界，包括影像的虚拟(电影)、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色情图)、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或染色体组)等。在鲍德里亚看来，在这一系列的虚拟世界中真实变得无关紧要。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所创造的符号世界，而不再关注这个符号世界所得以产生和赖以生存的外在现实，甚至将仿真所创造的超真实当作现实本身。“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博德里亚尔8)。在影像符号所创造的拟像中，现实世界就这样消失了，但是它的消失是如此地自然，致使人们觉得连对真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追问都没有必要，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如果将符号对真实的这种吞噬过程比作一场谋杀的罪行，那么，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就是一场堪称典范的“完美的罪行”。 可见，对真实所发起的这场谋杀是一种符号操纵的结果。鲍德里亚借用麦克卢汉的概念，称这种符号操纵的方式为“内爆”。麦克卢汉提出了外爆(explosion)与内爆(implosion)这对概念。外爆是传统的生产性社会或机械时代的发展模式，指的是社会能量从中心向边缘的缓慢拓展的单向发展，表现为商品生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积累、殖民地的开拓、社会领域的不断分化和学科界限的壁垒森严等。而内爆则是电力或电子媒介时代的发展模式，指的是社会能量以电的速度瞬间发生的内向爆炸，表现为“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我们专门化的、分割肢解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文明，突然又将其机械化的碎片重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麦克卢汉114)。鲍德里亚深受麦克卢汉的影响，并将“内爆”用于对后现代社会中的传媒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电子媒介造成的“内爆”使真实与非真实、媒体与社会等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甚至人们从前对真实的那种独特的感知体验也已经消失了。网络技术、电子媒介、电视电影等都在不断地制造和生产着一个仿真甚至虚拟的世界，并给人一种比真实世界更真实的感觉。因此，大众媒介所生产的这种“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过的真实”(凯尔纳 贝斯特154)甚至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理想化模型。在此，不再是模型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模型。比如，迪斯尼乐园就是美国生活的模型，它比真实的美国还真实，或者说，美国正在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同样，现实不断地向电视节目所塑造的模型接近，并以其为标准评判现实本身。 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关于超真实的这几大主题的集中体现莫过于他对海湾战争的深入分析。海湾战争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鲍德里亚却在战前预测“海湾战争不会发生”，战争期间质疑“海湾战争真的发生了吗”，并在战后断言“海湾战争没有发生”。鲍德里亚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论断，是因为他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海湾战争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媒介事件加以分析的。 首先，如果说传统战争是一场血与火相互交融的“肮脏的战争”(dirty war)，那么海湾战争则是一场电子媒介技术充分参与，通过卫星信息而生产的类似于“无性的外科手术式”的“干净的战争”(clean war)。这种电子化的高仿真战争在战前表现为采用现代3D立体成像技术，对战争场面进行全方位的模拟。虚拟的武力推演形成了类似于冷战的庞大的威慑力，而这种威慑力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和形态，甚至能阻止战争的真实爆发。同时，在海湾战争过程中不仅使用最先进的武器，而且是通过电子网络技术的远程操控来进行的。战争中的敌人不是面对面的手持武器的军人，而是计算机屏幕上的目标。这样，海湾战争就像网络游戏一样，成为一场仿真的、威慑性的模拟战争。 其次，海湾战争是一场由符号和图像构成的“屏幕上的表演”。用电视来转播和报道战争并不新鲜，但是以直播的方式报道战争则是在海湾战争中开了先河。这种电视直播使全球观众在第一时间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海湾战争的场面和进程。但是，这种电视直播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仿真的战争。在观看电视直播时，观众懒洋洋地蜷缩在沙发上，一边吃着零食聊着天，一边像观看好莱坞的战争大片或越战电影那样观看着屏幕上的战争报道和场面。海湾战争中的流血和死亡并不能激发观众对死者的同情和对战争的抵制，甚至反而会产生观看好莱坞大片一样的快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观看效果，是因为观众混淆了真实战争的电视直播和好莱坞大片之间的文体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湾战争“只是电影院里的战争：脚本化的，特殊效果的，当灯光熄灭时，一切都各得其所和处于安全之中”(毕晓普 凯尔纳56)。 再次，海湾战争的电视直播和媒体报道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符号操作和编码的结果。媒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往往通过选择性原则使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或统治阶级的行为合法化，并同时排斥其他反对声音的存在。西方媒体对海湾战争的报道都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需要和舆论宣传的目的而进行严格的选择、剪辑、审查和加工处理。报道的多是联军的高端武器和胜利，而战争中的伤亡、难民的生活，以及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等却都被屏蔽掉了。电视屏幕中所展示的高端武器所准确击中的基本都是建筑物而不是阿拉伯士兵，从而突出这场战争是以极少的伤亡取得的胜利。甚至电视报道中的很多目击证人都是经过选择和安排的，因此他们的证言也不足为信。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与其说西方媒体所再现的是真实的海湾战争，不如说它是一场服务于战争各方的多样化的政治和策略性目的的奇观(The Gulf War 10)。或者更极端地说，海湾战争甚至就像对登月事件的报道那样成为一种在演播室中生产出来的共谋性事件。 最后，电视媒体是以收视率为生存根基的，而为了保证收视率，媒体会对节目进行不断的强化、快速的更新，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事实上，关于海湾战争的媒体报道也是如此。鲍德里亚指出：“传媒推动战争，战争也推动传媒”(The Gulf War 31)。在战争期间，西方媒体会对海湾战争进行密集的频繁报道，从而影响观众对战争的态度，获得观众的关注、理解和支持。而战争一旦结束，战争期间关于海湾战争的集中报道很快就会被其他热点新闻和娱乐节目所替代，从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就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鲍德里亚断言“海湾战争没有发生”。显然，鲍德里亚的这一论断并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从纯粹的符号分析的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他并不是要否定海湾战争的真实存在，也并不是说他没有看到惨烈的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海湾战争的符号学分析来对西方后现代媒介文化的运作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因此，当有人建议他去海湾战争的现场去体验真实的战争时，鲍德里亚戏谑地说他更喜欢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阿兰·巴丢(Alain Badiou)认为只有真正被介入讨论的事情才能够成为事件(event)，而只有真诚地介入事件才能使一个人成为主体，真理也正是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才得以彰显(Bartlett 40)。齐泽克也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建构的变化”(13)。事件并非是定型的，而是处于过程之中。事件的意义就是通过主体的积极介入和真诚讨论才得以形成并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湾战争显然是一场事件，而且是一场西方媒体有意制造出来的“媒介事件”。正是鲍德里亚从符号学角度对于作为媒介事件的海湾战争的积极介入和深入分析，才使海湾战争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所赋予的意义，从中也体现了鲍德里亚对于后现代媒介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性的反思和批判。因此，鲍德里亚对于海湾战争的分析虽然难免偏颇和片面，但也非常深刻。他的分析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媒介景观的核心问题，而其“片面的深刻性”则为我们思考后现代媒介文化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视角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尽管鲍德里亚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几个发展阶段，但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却是贯穿其学术研究之始终的基本方法。正是这一贯穿始终的方法论线索的存在，使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呈现出断裂与联系的内在张力。学术界对他的这种断裂关注较多，却往往忽视这种贯穿始终的符号学方法，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阶段的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虽然鲍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并没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后期还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断裂，但是他对西方消费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仍然持一种非常鲜明的批判立场。尤为重要的是，他借用符号学方法对西方消费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后现代媒介景观的反思和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有效地改变了批判理论侧重理论思辨而缺乏实证分析的传统，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被学术界概括为“批判符号学”，也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话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家。鲍德里亚的这种批判符号学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学术界建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鲍德里亚之所以被称为“知识界的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方法层面都喜欢剑走偏锋，这使他容易获得学术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容易激起争议和批判。可以肯定的是，鲍德里亚对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特征的把握是准确的，从符号学角度对物体系的分析、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发现、对时尚、艺术品市场和后现代传媒文化的批判也是非常有力且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当代的经济社会文化语境中，对鲍德里亚的接受要有针对性和批判性，毕竟中国当前并没有全面进入西方式的消费社会，而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糅共存的不平衡状态。在经济上，我国目前总体上还主要处于一个生产性社会阶段，广大西部农村甚至还处于从前现代向全面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而不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西方式的全面的消费社会形态。然而，我们同样也要注意到，在文化层面，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后现代消费文化在一线城市已经快速形成，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也日益加剧，从而使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西方式的消费意识形态正在中国社会全方位蔓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消费行为，并建构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消费文化形态和消费心理结构。因此，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传播媒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中，鲍德里亚的批判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他所采用的符号学方法也是可资借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