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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家风格流派之间的文学批评”，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向“社团组织及党派的文学批评”转化，其间的关键人物李立三，却不是文学评论家。革命文学论争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茅盾的尖锐批评，其实还属于第一类作家团体间的文学批评，但李立三以上海党中央名义叫停这些批评，并指示这些留日回来的年轻革命者向鲁迅道歉认错，进而团结鲁迅（甚至郁达夫）创立左联，[iv]这个"立三路线"的文化成果就是第二类文学批评的开始，影响深远。从左联开始，文学批评，不再只是作家的个人行为，不再只是表达文人自己的美学好恶与艺术风格，更要考虑整个社团组织在政治文化场域中的斗争策略。 第二类"社团组织和党派的文学批评"，在时间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生产过程与功能上也可再细分为三种不同形式，其间相通与差异处十分重要，必须细细梳理。第一种是社团组织"对外"的文学批评，如左联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左联与《现代》杂志及"第三种人"的争论，或者40年代后期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等。在文体形式上，这种文学批评与之前讨论的一般作家风格流派间的批评笔战十分相似。关键差别只在文学批评在个人行为后面，有没有组织党派的策略、计划、战术甚至纪律。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那个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时刻，鲁迅同时受到来自太阳社创造社和新月派梁实秋两个方面的批判，结果前者“顾全大局”， 立刻求和服软甚至转为“崇敬” ，梁实秋等却缺乏文化斗争策略只顾文人意气挑战权威甚至直斥鲁迅“硬译”（置疑对方学术能力，比批评对方学术观点，更加伤人自尊）。在文学史上看，有谋略策划和组织支持的文学批评，在文化论争中较易主导着文学“场域”中的话语权。 和“对外” 的文学批评不同，第二种“社团组织的文学批评” ， 其实是组织乃至党派内部的文学论争，最早有瞿秋白和茅盾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最典型的是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 （周扬、夏衍Vs鲁迅、冯雪峰），后来在延安也有“鲁艺”与“文抗”的分歧，还有胡风引起的文学理念论争等。这种左翼社团组织内部的文艺分歧及论争，如果在一个时期可以“势均力敌” ，谁也无法马上说服压倒消灭对方，便会出现一种暂时的话语权力制衡，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后来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周扬、张光年、王元化、王蒙诸位，与邓力群、冯牧、丁玲、胡乔木等，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文学要不要“现代派”，人道主义与反思文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方面，都出现的论争分歧，客观上推动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直到90年代，这种组织内部的文学分歧，才转为“不争论” 、沉寂与“和谐” 。 “社团组织的文学批评” 除了上述“对外批评” 和“内部论争” 外，还有第三种，就是组织内部“自上而下”的文学批评。鲁迅在左联成立时的讲话，当年就有些“指点革命文坛” 的苦心，瞿秋白、冯雪峰、周扬当时撰文，也都想对文艺发展方向提出指导性意见。李立三还曾约见鲁迅，希望鲁迅支持他的“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政纲（但被鲁迅拒绝）。据夏衍的回忆：“左联成立不久，李立三在5月9号准备发表一个文件，就是后来在6月11号发表的那个党史上有名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再提此口号之前李要求见鲁迅，希望鲁迅发一个宣言支持他，即指此事。当时是立三路线高峰，他扬言‘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搞城市暴动”（“新文学史料”）。按冯雪峰的说法，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据我了解，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不能不长期的、艰巨的，必须'靱战'、'持久战'（“关于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组织内部“自上而下”的批评，真正要同时具备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双重权威，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直接起因之一，也是为了平息上述第二种“组织内部论争”（从“两个口号之争”延续到“鲁艺Vs文抗”）。据肖军《延安日记》，毛泽东为了准备这个讲话，和很多作家，包括丁玲、萧军、周扬等，有大量的私人交谈，很做了一番准备功夫。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延安的座谈会是为了和王明、张闻天等争夺党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v]。就观点而言，“讲话”的几个要点，今天来看仍有理论意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如果“政治”可作广义理解，而非只是个别党派利益，则“政治标准”确实到处可见。“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服务” 也没错，只是后来渐渐忘了“小资产阶级”这个国旗上的第四个星星。“先普及后提高”，如今香港TVB、湖南卫视等，都在实现前一半，只是没人关心后一半。《讲话》最初仍然是可以讨论的形式，毛泽东讲话后萧军还站起来讲了几十分钟，并不只是附和同意。[vi]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不只是《讲话》的内容，更是之后由批判王实味和延安“抢救运动”组成的贯彻讲话的方式：文学批评从此成为组织审查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像《讲话》这样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其实罕见（且难模仿）。可以复制推广的还是“自上而下”的批评运作方式：很快，第一种“对外”的批评，也因为有了“自上而下”的背景而产生了国家机器的力量。如二十年代末郭沫若批评鲁迅是“法西斯”，鲁迅及其他人并不害怕。到1948年郭沫若再批沈从文是“反动文人”（“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又将郭文抄成大字报贴在校园里，沈从文精神失常几乎自杀。五十年代后一系列文学批评/批判都是前述第一种“对外”和第三种“自上而下”批评之结合。另一方面，在第二种“内部文艺论争”时，人们忍不住马上要辨认寻找“自上而下”的线索痕迹，并迅速领悟哪一个观点态度甚至措词用语来自最高的领袖。根据经验，于是另一派观点马上崩败，“组织内文学论争” 在50-70年代几乎不复存在。中国的评论家再次能够对文学理论表达不同意见，是在文革结束以后。 本文讨论的这三种社团组织类文学批评，各有自己的文体文风特点。第一种“对外的批评” ，与一般作家流派间的批评表面相似，强调表达的文学性，用比喻象征等方法嘲讽对方（“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vii]， “洋场恶少”[viii]，“破落户的飘零子弟……”[ix]）。在嬉笑怒骂之中当然有理念价值信仰之争，但不会脱离或超越社团组织的政治文化立场。第二种“内部论争” 的文学批评以论说文为主，较少讽刺形容与比喻，较多理论概念堆砌。早期比较互相尊重，如瞿秋白与茅盾的论争。“两个口号” 之争私下己经结怨，桌面上还是说理文章（有火也转发到徐懋庸这样的小人物身上）。虽然这种内部论争很难不涉及人事恩怨，但只要按牌理出牌，坚持论理，直到80年代周扬等讨论人道主义，这种话语上的权力制衡，依然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第三种“自上而下” 的文学批评也有非常独特同时又影响甚广的文体文风，那就是“居高临下” 的视野与即兴感想式文体。虽然事实上，有能力有权力“自上而下” 批评的人其实很少或极少，但这并不妨碍很多文人或官员（两者界限不清，下面会详论）无意之中习惯以“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势” 作为自己写文章发言的基本框架。在展开具体论述时，通常说“关于某某问题，我讲几点意见……”“关于当前形势，我有几点看法……” 这些意见、看法不一定合乎逻辑地可以并列，有的或可“合并同类项” ，有的大小性质不成比例。但讲话的权力有时就等于话语的权威。地位越高的讲者越可以即兴凭印象“讲几点” （而不用论文体） 。久而久之，很多人有意无意会模仿有权力的文体文风，也是某种集体无意识中对权威的向往。这种文风在中国持续流行，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文体的深远影响。 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国有文学生产机制至少有三个要素：一是将作家纳入干部官员体制，二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废除版税制，只实行稿费制（作家只要应对编辑、出版审查，不需要直接面对读者）[x]；三是以作协（发表在党报上）的文学批评，承担管理作家引导读者的重大责任。这一时期，二十年代那种的作家风格流派之间的文学批评早已基本消失了。左翼革命文学传统之中，前述第二种“内部论争” 也大都不能持久，不能真正“势均力敌”。因为五六十年代文艺战线仍被视为意识形态战场，即使有文学批评也很快就分出胜负，变成力量对比悬殊的政治批判（如胡风案，如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内部论争” 消失后，剩下第一种“对外” （对党外对大众对社会）的文学批评因为具有执政的官方色彩，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和“自上而下” 的视角相结合（帮助作家改造世界观，劝告作家体验生活或告诫读者提高警惕等）。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文学批评与党内斗争互为因果，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批评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意识形态信仰还是场域斗争策略，也很难说。有时是因为一部作品引起社会争论，引发党内不同意见，然后领袖直接过问（化名写社论），结果是在党争中增强话语权力（如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等）。有时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合，借批判某作品貌似“自下而上”实现话语及政治权力重组(如上海批《海瑞罢官》、全民评《水浒》等）。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 在中国现代（乃至古代）文学史上，都是最受社会关注也最多读者的一个时期。通过一两篇评论文章，作者可以进政治局，读者可以过亿。文学干预社会“超额完成任务” 。仅从党内派别斗争看，文学/政治批判，至少比斯大林肃反，或江西AB时的消灭肉体，多一点“人道” 待遇和话语技术含量。这一时期文学/政治批评的文风、逻辑、词汇及其影响功能等，后来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梳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