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雅德根》中，读者会读到“雅德根”、“大轱辘车”、“放排人”、“苦艾艾的柳蒿芽香味”……这些都是达斡尔族的民族符号。通过这本书，我试图告诉更多的读者：这就是达斡尔人，达斡尔姿态。 作为达斡尔族人，我的创作一直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自幼生长的殊异环境，决定了我有很强的达斡尔族身份意识，我的写作必定不会游离我的文化血脉。 我成长于达斡尔族聚集地，童年起便耳濡目染这一切文化。我不用刻意寻找搜集，那些原始元素便会呼之即来，在我的笔下复活。我只需做好合理剪裁、合理利用，把它们提升到艺术层面即可。 这种连接文化母体的写作，从最初的率性而发，到后来有意识地守望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经历了一个写作者必然要经历的积淀过程。我热爱达斡尔语，它有独特的音节、独特的韵致，所有这些，总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我的创作中。我热衷于书写达斡尔族的民情民俗、信仰观念、生活伦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观照。我渴望自由天性，崇尚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操守。正是这种坚守，使作家安静地立于喧哗之外，留下了岁月淘洗不掉的声音。 然而，相比于汉族作家面对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技巧所产生的困惑，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恐怕更多，文化、民族、观念、生活的种种差异，以及主流文化的撞击，让我们在坚守中发扬和彰显本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同时，也必须要学会与主流文化接轨、与世界文化接轨。这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时代责任。而在接轨中，如何不趋附于流弊，不糟蹋自家珍宝，实为关键。 由是，我想到达斡尔族民间舞罕伯舞，这是达斡尔人于早期劳动中，模仿动物鸟兽而成的舞蹈，舞姿欢畅活泼可爱，但若如实照搬于舞台，却不免单调见拙。于是，达斡尔族舞蹈家们突破束缚，在原有舞蹈基础上融入现代的肢体语言，让古老的罕伯舞既保留了原始痕迹，又体现了时代风格。 我想，我的写作也应该如此。我从未乖离过我的民族轨道，我的作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醒目的辨识符号。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每个民族的人们沿着血脉溯源，总能找到自己的祖先，认出他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面孔和殊异的历史文化贡献。在《雅德根》中，我试图通过家族记忆和达斡尔文化、达斡尔民族精神血脉与世界对话，书写了对历史的追溯、对本民族的挚爱、对祖先的虔敬、对萨满文化的敬畏。我不是在刻意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从出生时刻便已注定。我很庆幸自己生长于所属民族的乡村，正是它，赋予了我丰富独特的文学创作资源，成为我不断汲取营养的宝藏。 二 我的写作便是我的生活。在精神生活没有支撑的时候，寻求精神奔突的路径，便成为一个作家的求索历程。我正是在精神无望和病苦的磨难中，求助于可倾诉的纸和笔，它们无私地承载了我的喜怒哀乐，释放了我的压抑。然而写作并没有彻底解决我内心深处的烦恼，我仍然在无边的疲惫中挣扎。记得刚开始写作时，为了安静，也为不妨碍家人休息，我在仅一米宽的走廊里，挪去条桌上的厨具，在上面写作。到了冬天，走廊很凉，我挪到屋里，罩住台灯的亮光，在灯下倾诉。夜里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我感到两腿已经发麻，便停下笔，爬到炕上，发现双腿肿得很粗，那正是我妊娠期间身体沉重的阶段。但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正在走向精神解放之路。 当我有了一点点成绩的时候，内蒙古作协推荐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上鲁院学习，开拓眼界，聆听文学精英们的经验讲授，是多少像我这样的边地少数民族作者的心愿。然而我的工作不允许我离开岗位5个月时间。没有办法，我只好终止工作，提前离开了曾工作了20多年的单位。在鲁院，我终于有了充足的写作时间。 《雅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是一直藏在生命里的续流。最初，它是我在激情推动下为我母亲写出的中篇小说《母亲家族》，经过漫长的时间积淀，经过身心的搅扰、煎熬、疼痛、哀伤，最后以不吐不快的蓄势，成为眼下的长篇小说。在这部长篇里，我把族人的苦难人生诉诸于世。我遵从我的内心，将大量的梦中画面和脑中幻景，以及时空交错的幻觉记录下来。我的确真实地经历过一段颠倒的人生，即便写作本书时，我还没有彻底摆脱那些颠倒时光。 有意思的是，我居然在那些颠倒的日子里，记下了厚厚的一本时空颠倒的日记，这为我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由于疾病、心气不稳，日记中的很多字迹歪斜不整，连自己都几乎认不出了。好在我每看一篇日记，都能够清晰记起当时的场景、画面，犹如放幻灯片，过往的时光一一闪过。 如今，活到一把年龄，对于过去的一切都已看淡，很多梦魇般的经历过去后也变成乌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我只觉得时间宝贵，稍不留神就失去了一段生命，只希望自己在刹那的流逝中，紧跟住时间的脚步，让生命有所承载、有所价值。 三 生活在边地小城，能够写作已属不易，能够在时代繁杂的诱惑中坚守本民族的文化，并逐渐为世人理解，就更不容易。我们十多位达斡尔族写作者，基本都生活在家乡，都有清醒自觉的民族意识，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性情风格展现着达斡尔族的风土人情。他们默默地忍受着工作与生活的磨砺，尽量把最华彩的一面展示于人前。他们几十年默默耕耘，总能拿出作品来证明自己：在底层，我们存在着，我们默守着，并在默默的持守中升华着。 而我，则是她们中普通的一个。我起步晚，但我和大家一样，都明白自身的文化定位。所以，不管我们文笔如何、性情怎样，只要一接触我们，就能读出达斡尔人的文化符号，认出这是嫩江边和莫力达瓦山下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姿态、我们的身份。 因为达斡尔族没有文字，我们都使用汉语写作，每个人生长的地方，所受的教育，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对汉语的运用上。相比他们，我生长在相对原始的乡村，从小听到达斡尔老人们说出来的汉语是这样的：“饭吃了吗？”“土豆，丝炒、片炒？”“过年猪有吗？”“哪里去你？”还有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总在惹她生气的男生面前说：“用你管着了？”诸如此类按达斡尔语序说出来的句子，在汉语中就成了颠倒句、病句。 受这种语境的潜移默化，我的语言便在汉语和达语的转换过程中，总不免存在着从汉语角度看不太顺畅的句子。我想，这可能也是少小民族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吧。当然，我们应该尽量遵循汉语规则——毕竟，这是用汉语写作而不是达斡尔语写作——否则，即便我们有再好的文化资源、再特殊的故事，也难以走出自家院子，让世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殊异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