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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既是一种高于各方言的“超方言” ，也是一种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吸取各方言的有用成分而形成的“共同语” 。在有历史记载的五千年中国文化历史上，汉语共同语一直有不断吸收方言成分来充实自己的传统。原因之二是：中国各方言和共同语之间，语言要素的主要区别顺序是：（1）语音；（2）语词；（3）语法。一般认为，泛泛地说，方言和共同语的差别程度中，语音区别的比例是75 %；语词区别的比例为20 %，语法区别仅仅5 % 。（现行十大方言之间的相互比例略有不同。若相比较，南方方言中的粤语、闽语与共同语的差别比例较大，依次为吴语、湘语、赣语和客语，再次为其他北方方言）因此，区别比例较小的语词部分（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相同点）比较容易互相吸收。再加上汉字是沟通各方言的天然“桥梁” 。它的“超方言性”是民族共同语以及各方言之间的词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很重要的原因。原因之三是：由于台湾社会在语言上的宽容度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和很大的松动，国语对方言的吸收相对于普通话对方言的吸收来得宽松的多。“方言入文”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施行“双语”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某些由民进党人施政的县市已经开始实施“母语教育” 。可以看到，方言的地位也正变得越来越高。甚至“教育部终于在民国八十二年（1993年）宣布自八十五年 （1996年6月）开始把母语教育以及乡土教育纳入正规的中小学教育之中”[10]，更会使方言的地位和价值日益加强。可以预见，台湾地区说方言，学方言，用方言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方言词语进入国语的数量也自然会同步增加。原因之四是：台湾地区，方圆仅仅三万五千平方多公里，人口相对异常密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量流动和传播出版业的日渐蓬勃，这个区域内的各种语言（方言）之间的接触、碰撞和融合，即语码转换、重叠、替代等，不管在速度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正加速进行。因此词语的相互借用、混用、取代等现象一定会越演越烈。 闽语和吴语这两种“强势方言”在语音和语汇上的影响，使得国语已经呈现出不同于大陆普通话的特有的面貌。因此,有学者把当今的国语称之为“一种有地区特点的国语变体 — 台湾国语，或称之为台湾化国语”[11]。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的语言学家顾百里曾经提出“台湾的国语”和“台湾国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和大陆的标准普通话一样，而后者则指目前流行的普通台湾人说的国语。本人基本认同这种区别。但是收集的研究材料包括“台湾的国语”和“台湾国语” 。 [2] 《台湾闽南方言记略》 张振兴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 [3] 此部分不分词性罗列，主要考察其重叠形式。下同。 [4] 参见《台湾闽南方言记略》 张振兴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 [5] 前文提到台湾的外省籍人口仅仅占了全部人口的13 %，而其中以吴语为母语的人更仅仅是一小部分 。 [6] “港台共通词语”的问题另文论述。 [7] 词语总量和比例包括重叠构形的词语。 [8] 总计的词语总量和比例包括重叠构形的词语。 [9] 张光宇《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 ，1994 。 [10] 《联合报》1993年4月3日第一版，曹逢甫，1996 。 [11] 仇志群、范登堡，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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