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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生命政治学 福柯在研究人类历史权力的运作基础之上，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生命权力”(biopower)的概念。根据他的理论，生命权力具有两种形式：它首先对身体进行规训，把身体视作机器，这种权力在军队、教育、劳动等场所广泛存在；其次，生命权力旨在控制人类的繁殖能力，在人口控制、人口分布学以及人口统计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History 139)。和身体的“政治解剖学”相对应，“生命权力”关注“公共卫生、对出生率和死亡率比例的调节等”(“Meshes” 161)。这种生命权力在小说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当局政权对身体进行规训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生育和繁殖，因为“出生缺陷率已经达到了35％”(121)。基列共和国对“人口的干预成为社会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以力求围绕人口建立其某种机制，保证人口的驯服和他们的可用性”(Foucault,Power/Knowledge 203)。不过，小说中神权政权并非否定身体，而是首先承认身体是“性的身体”，并以其繁殖能力来判断优劣。这样一来，性机制就成为调节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机制。基列共和国权力的运行和实施似乎完全体现在对终极目的的追求上，即对性的控制和对优生的追求上。在授精仪式上，使女和司令官的性交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我不说做爱，因为那不是他正在做的。说性交也不合适，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两人参与，而现在却只是一个人的事。就连强奸也无法涵盖之：这里进行的所有一切无不是我自愿签约同意从事的”(94)。高宣扬论述了福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指出基督教在性道德方面特别强调“一切性行为只能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生产”，而一切“为了寻求肉体快感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和堕落的诱因”(932)。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对性欲和性爱的压抑正是建立在对《圣经》教义的极端理解之上，这样神权社会的一整套性技术就肩负起规训身体和调节人口的双重政治使命，并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在肉体和人口的问题上，性成为权力网络的核心、技术程序的主线；法律成为“约束型经验的禁忌力量”，人们“不再以身体获得快感的质量，而是以强化对它的压抑来进行自我肯定”(黄华 98)。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极权社会的基列共和国为什么会对性交往有着那么繁复严苛的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使女的故事》中，生命政治在宰制个人方面创造了一系列极其细腻而灵活的策略和技术，把个人的生命活动纳入整个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运作层面。生命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蓝本”的创造性论述，使“各种各样的性论述都显示科学理性的特征”(高宣扬 921)。小说中科技是支撑生命权力社会运转的基础，基列共和国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核试验的同时也对人体实施严格的医学监控和监管，在优生学上有着详细而周密的计划。比如，使女们每日饮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食物的滋味无关紧要，但必须是“营养极好的食物”；使女们要“补充维他命和矿物质”，“不喝咖啡和茶”，“滴酒不沾”(66)。性道德和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优生政治密不可分(178)，甚至可以说，性道德就是法律和政治。当局宣布所有以前实施过流产手术的人都是对人类的“暴行”(32)，甚至利用告密者从医院的医学报告和记录中搜寻名单，对那些犯下“暴行”的人执行死刑。这很好地阐释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和“解剖政治”的结合。只有这样，权力机构才能够通过对个人控制达到对社会整体的控制和协调。因此，小说中的生命政治就是关于掌控个人、人口全体和实行生命政治的权力技术。 当“生命权力”延伸到人口控制领域时，就形成了福柯所说的“生的权力和死的权力”(History 135)。自古典时代以来，统治者对于“生和死的权力是不对称的，统治者行使自己的生死权力方式只能是处死对象或者不处死对象，他只有在见证死的过程中才能发挥生的权力”(136)。而“生命权力”带来了一个新的转变，使得统治者能够把古老的象征最高权力的处死权扩大并延伸为“对身体的管制和对生命的精确控制”(140)。在《使女的故事》中，神权社会的权力形式从决定死亡演变成为决定生存，所有人都被按照其身体特征进行了归类，以不同的分类要求加以管理。婴儿在出生后随即要通过鉴定，如果是“非婴儿”则被“立即在某个地方处理掉”(113)，只有符合条件的“婴儿”才能够获得生的权利。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出生率，而且对性交和生产过程加以严格控制，在专门的空间中进行，司令官只不过是“在行使义务”而已(95)，“妻子”则发挥监管和协助作用。“生命权力”的贯彻可谓无孔不入，以至于渗透到人们最隐私的生活领域。因此，奥夫弗雷德意识到“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包括过程和结果”(94)。任何未经授权的科学家和医生均不得干预妇女的生产。奥夫弗雷德看到围墙上的悬尸，因为他们曾经“利用吸宫术扼杀人类胚胎”而被视为“战争罪犯”处死示众(32-33)。 小说中的这种对人口控制的“生命权力”演化成了极权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福柯在《必须捍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指出，生命政治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权力，它“拥有这样的权力：让人死并让人生”(241)。通过新技术手段，国家的“主权权力就和生物权力结合起来”(Genel 47)。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生的权力”不仅具备了法律权威，并和神权合二为一，上升到了“司法—话语”的性质(Foucault,History 82)。而在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和《洪灾之年》中，这种生物权力甚至变成了优生学政治，被统治阶层利用，通过基因工程改变人口的构造和组成。“秧鸡人”就是秧鸡利用克隆技术制造出来的用于取代具有各种生物缺陷的传统人类的新生“人类”。 生命政治不仅控制身体的繁殖功能，也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影响。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出了关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理论。他指出，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运行就是把人口“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Discipline 218)。在《使女的故事》中，极权主义者利用权力手段构建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口被按照功能和地位分为不同等级，分别属于金字塔等级的不同阶层。小说中男女两性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女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厨房、生育室、蔬菜店等，从事体力劳动和家庭服务；男人则主要从事科学生产等脑力劳动及社会监管工作。在种族划分上，白人、黑人都被称为“含之子”，犹太人则被称为“雅各之子”，他们是统治基列共和国的基要派组织的成员。人们的角色、地位、功能也被严格划分。按照社会地位和繁殖能力，女人又分为仆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荡妇等。肤色也是等级制度的重要成分，例如，相较其他肤色的女人，白人妇女拥有繁殖权力，因而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他女人处于社会边缘阶层，如没有生育能力的“非女人”、寡妇、同性恋者、尼姑或女权主义者，她们常常被输送到“殖民地”进行核废料清理工作。耶洗别②被实施了绝育手术，在嬷嬷的管控下充当妓女或艺妓，专门为司令官提供服务。一旦她们不再有用，也会遭受和“非女人”同样的命运。需要强调的是，基列共和国也将男人们分为不同等级，比如同性恋男子被宣布为“性别叛徒”，遭受严厉的惩罚。可见神权政治对人口的分类和管理是严格地建立在对性能力和繁殖能力基础之上的身体的控制，是对生命政治的滴水不漏的掌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人们相互猜忌，相互监视，构成整个社会等级的基础。小说中丽迪亚告诉使女们，她们“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学会控制”他人，因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144)。无疑，通过《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让我们认识到，权力作为社会运作的方式和基础渗透到了每个角落，任何人都不能逃离权力关系的网络。 综上所述，《使女的故事》是一篇关于身体政治的小说，在这篇被称为“反乌托邦”的小说中，阿特伍德运用文学的想象建构了一幅在政治权力运作下的黯淡的未来社会图景。权力关系成为人的本质关系，身体被理解为书写的身体，是文化和社会的构建品。政治权力不仅体现在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上，还通过对监视体系的创造性应用和改造，扩大到服装管理、身体行为规则等领域。权力甚至成为生命政治的工具，应用于对人口的技术管理和分类权力等范围。阿特伍德对权力的这种深刻揭示充分说明了作者作为一名严肃作家对社会问题进行的深刻反思，揭示了政治对身体、政治对现实生活的渗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