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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德国文学巨匠歌德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始于晚清。外交官李凤苞和学者辜鸿铭、王国维、赵必振、鲁迅等人最早写下了有关歌德的介绍。但歌德并非从一开始就以文豪的形象出现在国人视野中，李凤苞日记中的政治家“果次”、辜鸿铭译著中的“名哲俄特”、王国维论文中振兴国运的诗人形象先后出现在中国学人视野中。直至1903年赵必振从日文翻译出《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才使读者对歌德生平及作品有了全面了解，作为“全才”的歌德形象也开始为鲁迅等人所接受。本文通过盘点歌德在中国的早期接受史，对各具特色的“歌德形象”的产生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形象建构背后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同时也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误区。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编号14ZDB091)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歌德/ 接受史/ 形象/ 辜鸿铭/ 王国维 作者简介：谭渊，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德文学关系，翻译史。 2014年3月，“《歌德全集》汉译”与“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分别在上海和四川同时启动，国内的歌德研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回顾中国对文化巨人歌德的接受历程，学界一般认为始于清朝驻德公使李凤苞1878年的一则日记。其实，根据歌德在日记中的记载，早在1822年就已经有两位中国人到其府上做客。这两人来自广东，分别名为冯亚星(一作冯亚生)、冯亚学，他们的出现曾在当时的德国引起不小的轰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委派他们以“波茨坦皇家侍从”的身份前往哈勒大学，在学习神学和德语的同时协助汉学家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进行中文研究。而有“魏玛孔夫子”美誉的歌德也对两人产生了兴趣，他在1822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一点钟(见)中国人。三人共进午餐。饭后研读汉学。”(Goethe 251)可见，歌德当天不仅会见了两人，而且还与他们一起共进了午餐，并在饭后研读了汉学方面的书籍。不过，冯氏二人回国后并未留下什么著作，因此国人对歌德真正有所了解还要等到清朝末年。对于清末民初之际的歌德接受史，学界已经多有研究，其中不乏名家手笔，但因原始文献难以考证，一些错误被多方传抄却没有得到纠正。笔者在此以清末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为线索，对中国的歌德接受史进行一点抛砖引玉的考辨。 一、李凤苞笔下的政治家“果次” 根据前辈学者钱钟书、阿英的考证，中国对德国文化巨人歌德的介绍始于清朝驻德公使李凤苞的一则日记中。李凤苞(1834-1887)，字丹崖，崇明人，曾赴英法两国学习，1878年受李鸿章保荐担任驻德公使，后又兼任驻奥、意、荷三国公使，1884年转任驻法公使。作为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外交官之一，李凤苞驻德期间对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其中不乏振聋发聩的睿见，而他对外交活动的记载更是巨细无遗。187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任不久的李凤苞受美国驻德使馆之邀，参加了美国公使“美耶台勒”的吊唁活动。李凤苞不仅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吊唁的过程，而且认真考证了相关德国人名，“诗伯果次”之名才因此出现在国人视野中： 送美国公使美耶台勒之殡。[……]美国公法师汤谟孙诵诔曰：“美公使台勒君，去年创诗伯果次之会。[……](台勒)以诗名，笺注果次诗集，尤脍炙人口。”[……]按果次为德国学士巨擘，生于乾隆十四年。十五岁入来伯吸士书院，未能卒业。往士他拉白希习律，兼习化学、骨骼学。越三年，考充律师，著《完舍》书。二十三岁，萨孙外末公聘之掌政府。编纂昔勒诗以为传奇，又自撰诗词，并传于世。二十七岁游罗马、昔西里而学益粹。乾隆五十七年与于湘滨之战。旋相外末公，功业颇著。俄王赠以爱力山得宝星，法王赠以大十字宝星。卒于道光十二年。(37-38) “果次”就是歌德，“完舍”便是其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李凤苞当年按英语发音进行转译，出现偏差也在所难免。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轻轻放过有关歌德生平的信息，为我们留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笔”。这位刚刚去世的“美耶台勒”公使是歌德作品翻译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他就是19世纪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游记作家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1825-1878)，同时是歌德名著《浮士德》的英译者，他的译本采用诗歌体，在英语界享有很高声誉。不过，作为外交官，李凤苞在日记中更为关注的是歌德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因此他重点记录下歌德担任魏玛公国首相、获得俄国沙皇勋章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而对其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反而未作更多探究，甚至把歌德意大利之行的时间也搞错了十年。钱钟书提及这段历史时曾揶揄道：“事实上，歌德还是沾了美耶台勒的光，台勒的去世才使他有机会在李凤苞的日记里出现。[……]假如歌德光是诗人而不也是个官，只写了《完舍》书和‘诗赋’而不曾高居‘相’位，荣获‘宝星’，李凤苞引了‘诔’词之外，也未必会再开列他的履历。”(18) 钱先生的观察十分准确，其背后原因则更发人深思。分析清末第一代驻外使节的日记不难看出，外交官们将搜集欧美发达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视为本职工作，与之相对的是，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清朝官员在收集情报时，极少会对欧美的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发展加以关注。因此，虽然李凤苞兢兢业业记录着旅德期间的所见所闻，但他所关注的还是歌德作为政治家“功业颇著”“相外末公”的事迹，对其在文学上的丰功伟绩反倒只有淡淡一笔。我们不难想见：对于科举出身的清朝官员来说，歌德以弱冠之年，凭诗词文赋闻达于诸侯，又游学于古都、磨炼于军旅，最终入阁拜相，寿享遐龄，名播异邦，如此完美的政治家人生履历恰恰印证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人生理想，自然会引起李凤苞的共鸣。而由于文学仅被李大人视为进身之阶，因此歌德显闻于诸侯后的文学成就在他看来反倒可有可无，甚至连歌德晚年名著《浮士德》——也是泰勒最有名的译著之原本，都成了在政治家歌德履历中不值一提的元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