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中，小人物演绎出了社会正能量的大情怀，这是一部冲突不断、悬念迭起的小说，石一枫用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人道主义关怀近距离观照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价值与欲望的冲突、生存与死亡的矛盾、诱惑与底线的较量，斩不断理还乱，好看又耐看。
    近年来，“70后”作家石一枫的小说着重从身边小人物切入，思考如何讲述属于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命运。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和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借命而生》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戏谑幽默的京味语言、亦庄亦谐的叙述风格被人誉为“新一代顽主”。
    《借命而生》中，“小人物”演绎出了社会正能量的“大情怀”，石一枫在创作谈《史诗就在身边眼前》中认为：“任何一代人的历史感说到底都是岁月赋予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们这代作家在变得油腻之际，能够通过一个合适的故事，对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做一些遥望和梳理，想来也是写作的人应尽的义务。我能写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借命而生》是一部冲突不断、悬念迭起的小说，石一枫用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人道主义关怀近距离观照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价值与欲望的冲突、生存与死亡的矛盾、诱惑与底线的较量，斩不断理还乱，好看又耐看。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变成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和驱动，社会变迁和前行的踪迹也在其中清晰可辨。石一枫写活了“借命而生”背景下沧海浮沉芸芸众生的“憋屈”与“发光”，人物特别鲜活、语言特别接地气、可读性特别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虽然用几条线索来推进情节，但颇得我国古典章回小说神韵，步步惊心，逐层解悬。
    在《借命而生》中，围绕本性都很倔强的北京郊县第二看守所狱警杜湘东与北京第六机械厂逃犯许文革20多年明争暗斗的折磨与反折磨、要挟与反要挟，杜湘东一意孤行的矢志追捕“憋屈”，许文革绞尽脑汁的外逃经商“发光”，因为死刑犯姚斌彬无怨无悔的“借命而生”时过境迁后变得相当悲壮。“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坏之分，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但事实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好人”并非想象的好到无可挑剔，“坏人”也并非想象的坏到不可救药。杜湘东究竟是不是一个好警察？警察与逃犯从青年到中年20多年的斗智斗勇，是怎样由“生死对手”变为“知心朋友”的？结果固然重要，以心换心的感化过程更让我们脑洞大开，情不自禁拍手称快。
    作为一名被良知、道义和卑微的生活折磨的从事乏味管教工作的狱警，杜湘东“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他未因警校毕业未能从事光鲜的刑警工作自暴自弃，他总是安慰自己“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他年轻时异于他人的是“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儿命工作。都受情绪影响，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他这个好警察在被人夸时常常困惑“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但经历开矿厂，人到中年后，他从“奋发”逐步走向“堕落”，不但纵容下岗的老婆刘芬芳摆摊谋生，涉嫌报复式虐待实际已“发迹”暴富的投案自首者许文革，他的激情消失了，理想幻灭了。
    杜湘东的“憋屈”一方面在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他执拗地怀着有恶必惩的警察职业操守，与追捕逃犯许文革20多年的“纠缠”，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名有职业道德、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好人”警察形象。杜湘东的“憋屈”另一方面在于爱情与现实的落差，作为一名警校大学毕业留京的“京漂”，当颇具罗曼蒂克情怀的北京本地文艺青年刘芬芳由恋爱对象变为老婆，当刘芬芳开始抱怨自己“命苦”、杜湘东“无能”，杜湘东仍然不能满足她的不是很高的辞职进城经商的要求，特别是刘芬芳说出“杜湘东，你还不如那俩犯人。犯人还知道跑，你连跑都不敢跑”时，杜湘东真的觉得自己很窝囊、很沮丧。但是，总有一个人在坚守，总有一件事要完成。他不喧哗，自有声，在于他心中潜在的英雄主义情怀，还会时不时被周边的人和事所激发，他在关心姚斌彬母亲的同时，也丝毫不放过监视并抓捕许文革的机会。在小说的结尾，狱警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之间越来越惺惺相惜，当许文革决心自杀赴死时，杜湘东凭借警察的敏感找到了他——这一刻恰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烧红天际的时刻。就这样，小说终于把这对奇怪的、有着过命交情的警察和逃犯纠缠了20多年的人生合成了一股，指向一个神圣的历史时间，让他们的情与仇成为大国崛起的大叙事中努力跟随却不够合拍的一小节。“憋屈”多年的狱警杜湘东最后终于昙花一现地“发光”了一回：“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许文革，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向姚斌彬借，向许文革借，向刘芬芳借，向警察老徐和崔丽珍借，向这个世上的所有人借。这么一想，那伴随了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另外，任何“憋屈”与“发光”都是相对的，小说通过比狱警杜湘东更“憋屈”的山西大同的警察老徐，比狱警杜湘东更“发光”的北京城区刑警支队长同班同学的交叉描述，在感同身受的同时，让我们深刻体悟到信仰、责任与担当对一个好警察的支撑有多重要。
    同为北京第六机械厂的青工许文革因和姚斌彬“偷窃”一辆从日本进口的“皇冠”轿车发动机被当场抓获，而后关入第二看守所。作为一名有经济头脑、有精湛手艺、有吃苦耐劳精神的棱角分明的犯人，许文革一入狱就让犯人另眼相看，“许文革挨了一顿揍，无意中却‘翻了板儿’，这在犯人里几乎算个奇迹”，随即让狱警杜湘东另眼相看，则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和姚斌彬主动请缨合作修车床的无所不能和高度默契。特别是“许文革护着姚斌彬，姚斌彬也会护着许文革，俩犯人之间的情义远比旁人想象得深”。以至于后来杜湘东到山西某县某乡一个矿井追捕许文革未果后，对顺势而为发迹的许文革的另眼相看，“几年前的许文革冲动、鲁莽、不计后果，他能活下来靠的是运气，或者说是靠了姚斌彬的那一条命。但如今，长年的逃亡生活已经把许文革磨练得如此老谋深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后来，杜湘东更感佩于许文革借命而生荣辱与共的血性，“我一个人背着俩人的命，得替他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要是就这么窝窝囊囊地算了，那我就算白活了，姚斌彬也算白死了，我们这两条命都没必要在这世上走一遭。”许文革说到做到，他用实际行动回报了姚斌彬的“借命”。姚斌彬没有白死，许文革也没有白活。
    许文革、姚斌彬袭警越狱，仅抓回姚斌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盗窃行为一方面是为了给姚斌彬母亲崔丽珍治病，另一方面却是源于他们对技术的近乎痴迷的钻研精神。放在今天似乎不算什么特别大的案件，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却是要求从速从严的大案要案。特别是他采取极端越狱抢枪“憋屈”而死换得难兄难弟许文革的“借命而生”，情同手足以命掩护的兄弟情，从而换得许文革对他母亲晚年的“知恩图报”，在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似乎还散发出某种悲壮的人性之光。许文革因姚斌彬“借命而生”，姚斌彬因许文革“借命还魂”，活在当下的姚斌彬母亲忍辱负重坦然面对儿子姚斌彬的死与差不多视为干儿子许文革的生，她作为罪犯亲人的“憋屈”与“发光”，也给我们留下了若干思考空间。
    《借命而生》因写活了各类普通人借命而生的“憋屈”与“发光”，而成为这样的一部力透纸背的精品力作，但我们看后却觉得很沉重很压抑。小说中的两大主角，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也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用这句话来概括《借命而生》的人物命运走向也很精准。“愚人”与“被愚”可能是永远值得书写的人性迷宫，向天借命、向地借命、向社会借命的借命而生同样是广大读者关注的焦点现实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