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清楚,小说是在2005年的那场大雪后有的想法。像女儿一样,我也喜欢在雪后到公园遛弯。广场平平展展,像铺着一层厚棉絮。花岗岩的座位是长方形,眼下顶了块裁得整整齐齐的雪豆腐。喜鹊在树枝上豋踏。不时有雪粉飞洒下来。阳光亮得耀眼,从树枝的缝隙落在身上,像得了特殊恩宠。我们沿着甬路走了几个周圆。那甬路是鹅卵石的,平时总有晨练的人赤脚走,石头都被脚掌磨光了。眼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跟在女儿后面,思谋有些故事应该跟这场雪取得关联。毕竟,正月下这样大的雪太不寻常了。 怎么那么巧。我们各在石头上用手指写了四个字。我写了“不鸣则已”,她写了“一鸣惊人”。我们指着树上的那只山喜鹊哈哈大笑,它在树枝上不停地跳跃,偶尔发出一声嘶鸣,像被谁拧了一把。 我那时住的地方叫府君里,因为后面是座府君山,山下就是府君公园。府君山又名崆峒山,半山腰上曾有座广成子殿。史书上记载,黄帝问“道”于广成子,要“膝行而进”。这个场景我都梦见过,黄帝的影像跟电视剧里的秦始皇相仿佛,脑门上顶着盖帘。我登山的时候,曾拣过若干瓷器碎片,那种晶莹让人遐想:曾经有只完整的掸瓶摆在正殿门口的小格子窗下,里面插把鸡毛掸子。童子早起拂尘,看四下无人,说不定要当马骑。 小说写了几千字,就放下了。因为搬家了,许多念头都接续不上。不知别人怎样,我是有许多怪癖的。电脑要用熟的,桌子要用熟的,房间也要熟悉,否则就要有一个熟悉过程。电脑里有很多半截稿子,想写的时候就写,写不下去就放着,看着那么多半截的稿子也高兴。换电脑时,我会把稍微有些入眼的都放进专用邮箱,这些我过去都谈起过。这场六千多字的“雪”就这么保存了下来。再打开它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年。小说写好了,依然找不到合适的篇名,但用原来的显然已经不再合适,于是怎么简单怎么来,改了一个数字,变成了2015年的雪。在一家刊物排了两年队,说多有不适。有天晚上遛弯又想到这个小说,虚拟的那座建筑坐落在湖边,突然想,就叫望湖楼吧。然后给了《收获》,然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小说的前生今世讲完了。我想说,每一部小说出笼都不容易。写,给谁,什么时候与读者见面,都不知要多少机缘凑巧。我们这座城市有一座大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海战术的产物。因为需要保护清洁水源,湖边的许多建筑都拆迁了。湖里偶尔停一艘小船,桨被风不知刮去了哪里。鱼把船底都咬烂了。所以大湖单只是我小说的背景,那座望湖楼并不存在。过去两岸有无数家小鱼馆,一到节假日车满为患。拆迁以后,都植了花草树木。因为群山环抱,湖水绿得像翡翠珠子。 有次闲逛进了一处颓败的园子,亭台楼阁,古木繁多。经常走这条路,却从没发现有这样一个神仙府邸。于是在这园子里到处走,像着了魔一样。左边是游泳池,右边是舞厅,坎上是健身房,坎下是餐厅。整体建筑都是仿南方园林建造的,还有体育场和望湖亭。一堆大红灯笼在衰草丛里隐匿,只剩下零碎的布片和锈蚀的铁丝。浴盆扔在树丛中,接了半盆雨水。竹林从远处看是真的,近看却是人工合成,似一幅画。小桥流水,月亮拱门。秋千架是专用的,能荡到漫天云里。院墙都是砖雕,错落有致,工艺好生了得。我自言自语说,这不是我梦中的望湖楼么? 便勾起了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杂七杂八。舅舅的肺就是在这里累出病来的。当年万人大会战,红旗招展,人喊马嘶。有病人需要输血,舅舅输了400CC,转身又来到了火热的工地现场,推装满河泥的手推车往高处走。关键是,秋已经很深了,舅舅仍然是单衣单裤。晚饭是两只窝头一碗粥,并不比别人多吃一点。舅舅六十几岁肺就开始拉风箱,脸肿胀得像紫黑的茄子。因为身体和别的原因,他一辈子鳏寡。攒了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钱藏在柜缝里,最终却没能有派上用场。我送他去墓地,把唱着大鼓书的收音机开大音量放在他耳边,什么时候想起,都担心他的耳膜。 每年秋后,他都会来给我送几棵白菜。每次来,我都关心他衣衫是否单薄。因为母亲关心。每每他穿了单衣单裤,就要遭母亲骂。可舅舅素来对他老姐姐的关心不屑一顾,呲着黄板牙,笑得你心都是凉的。有次他喘息着对我说,那片水也不知啥样了,真想看一眼。 他说的,就是那片水,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远。生娃蠢三年,我正是蠢到无极限的时候。后来事情不了了之。小说写完后我想,舅舅的命运还不如小说中的贺三革。好歹,贺三革还是多了见识的。 从古到今,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分层的,所谓阶层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个无奈的事。小说就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轴心朝外辐射,然后组成一个同心圆。我从不觉得谁是小人物,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都不可或缺,文学作品里也一样,不会因为外在因素而减少光彩。只不过,走向悲剧或喜剧的形式和内容不一样,就像托尔斯泰说的,各有各的因缘际遇罢了。 这座被我命名为埙城的地方,就像一把小泥壶,看着土气,却有无法言说的好处。修改小说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下摄影师:“天鹅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 他专门拍鸟。 他大约看了眼日历,说眼下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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