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凌风
    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观看了越剧《游子吟》，让我深感意外。我没想到的是，《游子吟》的主角不是孟郊，而是孟郊的母亲；以男女合演闻名的浙江越剧团，竟然舍弃孟郊这么好的男人戏不演，而依然选择在越剧“百花”竞放的情况下女角争春。我没想到历史上沉潦下迹、经历坎坷的苦吟诗人孟郊的生平身世，该剧竟然丝毫没有涉及、反映；孟郊创作《游子吟》的故事，竟然会以才子佳人剧的面目出现。这诸多的不满足，引发了我对该剧以及新编历史剧创作问题的思考：这是历史人物剧还是古代故事剧？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诗人、文学家题材的戏剧作品应该怎么写？题材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旨应该怎么总结提炼？历史和人物的文化内涵究竟应该怎么去挖掘？
    之所以产生这些疑惑，是越剧《游子吟》所选择的有史可查的孟郊生平事迹只有两点，一是三次科举才考中进士，二是创作《游子吟》。除此之外，全剧的剧情绝大部分都是虚构，而且虚构的都是孟郊的爱情婚姻故事：先是爱上青梅竹马的富家女乔心盈，遭到乔父和孟母的棒打鸳鸯；后是孟母指定的妻子林兰英，但是孟郊并不喜欢她。剧作还虚构了孟舅裴华、孟师于一中两个人物。历史剧创作通常都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此剧则是“二分真实，八分虚构”。因此，这部戏只能称得上是借孟郊及其《游子吟》之名创作的新编古代虚构故事剧。这样的古代故事剧颇具民间色彩，因为它可以完全不必考虑人物的真实历史面貌，而全然按照编剧自己的意图去想象，去虚构，去戏说。
    
    摄影/凌风
    越剧《游子吟》选择通过虚构表现孟郊的家庭婚姻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越剧婉丽柔媚，适合表现才子佳人故事。不过，一些有想法有追求的越剧人似乎一直在努力打破这种剧种风格的单一和束缚，如茅威涛在《西厢记》、新版《梁祝》之后，就一直致力于越剧品格的文人化和风格的多样化，相继创演了《孔乙己》《藏书之家》《江南好人》《二泉映月》等。戏曲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但要遵循剧种气质，还要有开拓题材空间和丰富剧种风格的担当和勇气。当然，越剧《游子吟》是中共德清县委、德清县人民政府与浙江越剧团共同合作出品的，虽然浙江越剧团是男女合演的越剧团，但是除了浙越的“明星班”主要用于重大场合演出，该剧主要还是由德清县业余越剧演员组成的“草根班”在本地本省演出，考虑“草根班”的演员构成和演出条件，可能也是影响该剧创作的另一个原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游子吟》是德清县政府部门继“道德越剧”《德清嫂》之后第二次与浙越合作了。这种合作模式颇受称道，但是我却在想，有如此强烈而巨大的戏曲创作需求的德清县政府，却没有一个专业戏曲演出团体，需要通过借名团、借名人、借外力来创作，还需要组织业余演员组班演出，这是一个值得文化管理部门和戏曲界深思的问题。
    就剧作本身而言，《游子吟》塑造的孟郊形象和史籍记载有非常大的出入。事实上，孟郊虽然科举不利，仕途不顺，但他却是一个性格特立独行、极富文学才华、诗风奇崛峭拔的诗人。孟郊一生创作了500多首诗歌，有《孟东野诗集》传世。除了《游子吟》，他的《登科后》也广为流传：“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如果能运用在该剧中，会非常出彩的，然而并没有。孟郊的诗大多“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读孟郊诗》），充满穷愁怨怼，但是也有很多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作，如《织妇辞》中“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表现织者无其衣，《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等，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抨击，这是孟郊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孟郊虽然生活贫寒，但仕宦之心非常淡泊，即使做官，也不认真，被罚半俸，还得让上司找人替他做官，他自己却终日以苦吟作诗为乐。
    为什么孟郊生活如此贫寒却仍痴迷于诗歌创作，他一次次在母亲的催促下赶考、求官，做了官后又如此敷衍，这与他诗中所说“报得三春晖”之间，形成巨大的错位与张力，是有非常大的虚构与想象的创作空间的，是非常值得深入挖掘的。
    孟郊虽然一生落魄，但他却与唐代大文学家、比他小18岁的韩愈是至交，据《旧唐书》记载，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见以为忘形之”。孟郊与韩愈诗歌创作思想相同，曾数度相聚酬唱切磋，二人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唐“韩孟诗派”，影响深远。孟郊去世后，韩愈还为他写了《贞曜先生墓志铭》。“贞曜”，是另一位唐代著名大诗人张藉为孟郊取的谥号。可以说，孟郊与韩愈、张藉等人的交游，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远比剧中虚构的舅舅和老师要更重要、更生动和更厚重的人物。
    越剧《游子吟》中孟郊的形象，是一个沉溺在自己个人情感小天地、在母亲的庇护下没有长大的孩子。赶考前母亲对他千叮咛万嘱咐，他很不耐烦；落榜了，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心盈妹妹；心盈妹妹出嫁了，他痛心疾首，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了，终日浑浑噩噩；面对母亲给他安排的命运，他束手就擒、无奈接受，他娶了母亲给他安排的妻子，却对她爱搭不理；妻子都要临盆了，他还沉浸在得知母亲拆散他和乔心盈的悲愤之中，不管不顾，借酒浇愁……这不是唐代诗人孟郊，这是一个“全新”的孟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当代独生“巨婴”。
    孟郊母亲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含辛茹苦的、包揽一切的“单身母亲”。她一心只想让孟郊参加科考、求取功名；为此，她阻挠孟郊自由恋爱，按自己的想法安排了孟郊的婚姻；她独立承担家庭重任，却从来不考虑儿子想要的是什么；她给儿子延名师、“请家教”，希望儿子能通过科考这座“独木桥”。这种形象，很容易让人对现实产生一些联想。但是，这种现实映射是脱离“现实”的。如果我们回到剧情本身，回到唐代历史文化的规定之中，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何以孟郊之母再而三逼他赶考？难道就是为了儿子能出人头地？是不是和孟氏先祖孟子之母的“孟母三迁”有内在文化渊源？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表现的。剧中孟郊母亲有一句唱词：“天下做娘无人教。”我觉得很是不妥。天下姓氏百家，哪个姓氏的女性都可以说“无人教做娘”，惟独孟氏之母不能这样说。因为儒家亚圣孟子的母亲，三迁的故事家喻户晓，是孟氏的万代楷模。当然，该剧的主人公是孟郊之母，是为了歌颂母爱的伟大，但是过于强势的母亲形象和过于耀眼的母性光辉，反倒使孟郊形象黯然失色，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毕竟，《游子吟》是孟郊创作的。
    当代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不但要写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要在众多的史料中察前人所未察，在人之常情中发掘别样内涵，如京剧《成败萧何》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谚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发出“成败岂能由萧何”的历史浩叹；郑怀兴在京剧《廉吏于成龙》已经名满华夏的情况下，创作了《布衣于成龙》，成功塑造了于成龙心怀家国、诗酒风流的文人形象；郑怀兴在偶然阅读史料时发现，发明“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竟然在将王位禅让给儿子之后被饿死的惨剧，于是有了京剧《赵武灵王》这一部深刻揭露黑暗人性的性格悲剧。优秀的新编历史剧，都离不开编剧渊博的历史知识、开阔的创作视野、犀利的创作眼光、独特的人文思考、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重的文化情怀，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思考深刻、内涵丰富、意蕴厚重、人物饱满的戏曲作品。在这样的创作背景和创作高度下，越剧《游子吟》的问题就特别值得引起戏曲编剧特别是历史剧编剧的关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