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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说说马永波

http://www.newdu.com 2018-05-11 《创作评谭》 王建民 参加讨论


    “该说说马永波”,这个念头一直都在。此前没说,是因为其间属于“朋友义务”的责任感没消除干净。我与永波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结识了,很投缘。
    永波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好玩的是,正是计算机消除了我对朋友诗人说话的责任感。计算机开始写诗啦,不少肉体诗人内心慌乱。计算机当然可以写诗。柯洁靠算计下棋,纯粹靠算计而存在的计算机当然可以虐他。不少诗人长期以来都在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模式生产诗歌,计算机也可以虐他们。算计之诗众多,比如故乡、麦子之类的诗,60%以上的词的温度在摄氏26度以上。又比如“人性”的诗,30%的弗洛伊德,30%的尼采,10%的荣格,10%的地缘政治,另20%的随机情感词汇。其间的略微不同,也只是人肉计算机的品牌差异,有的是博尔赫斯牌、有的是弗罗斯特牌,有的是艾略特牌,也有艾青牌、多多牌、北岛牌、韩东牌、昌耀牌、臧棣牌……(不知这些被当做诗歌计算机品牌的非算计诗人们有何感想)……感谢写诗的计算机,它让我看清了许多人肉计算机诗人,也搞清楚了算计之诗和心智之诗的差别。我发现我不能“批评”的,只是那些算计之诗。算计之诗就让计算机或算计评论家去说吧。这样,剩下的、我可吹捧可批判的诗人不多,有几位朋友比如马永波,也在其中。我不骂他们不捧他们,就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既然说,就题外题内一起说。题外话是,永波不是一个可以习得或复制粘贴的诗人。我不止一次告诫年轻的诗友,“别学永波那厮,学不来的!”就是说,有些诗歌的情感、语言策略、叙事策略、诗歌构型可以习得,永波的诗则没有这项功能。这也是我与他相识相知30多年,诗艺上不能相互影响的原因。谁能学到诗歌叙事中沉默的那一部分呢。我长期 “家庭冷暴力”似的面对永波的“伪叙述理论”,就是上述认识在作怪。
    话说回来。我相信计算机永远不会做梦,即使它做梦了也不会被“梦魇”。
    这就从永波的“梦魇”开始吧。
    在永波那里,梦魇不只是诗性思维在某个高度的友好境遇,也是诗歌叙事的必然遭遇。在这个境遇中,意义竞相重叠,言辞反复无常,情绪镜像呈现,故事一反常态地清晰却又变得异常可疑。我们预感或期望的叙事,在那里被处理成流动而有粘度的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诗歌创作过程中,遇到这个阶段,不少诗人(尤其是用汉字的诗人)会躲开,去享受更晴朗的诗意;或对此做玄学处理,到达另一重境界,同时与一些质感丰富的诗歌结果擦肩而过;有些诗人会沉溺其中,直至自说自话呓语连篇也不能自觉;有些诗人既可玩味其中,又能进出自如,从而在诗艺上大觉。永波就是后一种诗人,他既没有错过梦魇的诗歌果实,也没有被梦魇的副作用毒化。
    在永波的梦魇类诗歌文本中,总是有一丝、一缕、一个缝隙或没有光源的亮度,显然那不是诗人刻意留出的,而是文本自身的光芒。在某个需要的时空,这些小小的光亮,可以让诗人、读者和诗歌文本从梦魇中恍然醒觉。
    “下雨的晚上,工地上的灯照进屋中//黑暗中,唱机上的小灯幽兰地呼吸……”(《两座阳台》)。“在已经亮灯的远处的方舟上,她白色的手臂……”(《那以后》)。“红色长桌上摆着面包与酒浆/每个空位前都燃着一根蜡烛……”(《地下王国》)。即使在“天上没有一只飞鸟,没有太阳/没有云彩”的《锈水》中,情景“仍然很亮/仿佛一场暴雨刚刚结束”。即使在某种隔绝造成的梦中,犬吠也能擦亮灯盏(《居停主人之歌》)。
    我列举永波的“光亮”与“他的诗总是充满希望”这样的评语毫不相干。光与希望的可喻关系是另一码事。其实并非必须是光,也可以是别的心智之钥匙,使诗歌梦魇与我们现实的梦魇相连。如此,永波可以肆意在诗歌中叙事,并借此“拨乱反正”。《诗经》大都叙事,后来情感与物象的交感成为诗人在诗艺上的主攻方向,诗歌叙事弱化。有不多的一些叙事诗,比如《卖炭翁》、《长恨歌》等,其实只是诗人在讲小说家该讲的故事。
    永波的诗歌实践证明,诗歌的叙事不伤害诗歌,还可以开拓诗歌的向度。小说讲的是人们喜欢和期待的故事,读后可以重复、可以模仿、可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但诗歌的叙事不同,不能指望诗歌能给你一个你期待的故事,如果你有那么一个故事,你就是诗人。诗歌的叙事是我们内心故事的铺垫、引言、结局;或者,诗歌叙事是没有铺垫、引言和结局的“上帝”的叙事模型,也是故事本身的姿态和元结构。所以,在梦里梦外的诗意叙述中,永波遭遇的故事无一例外地陌生,他熟悉的人统统成了陌生人,熟悉的物件统统是陌生的物件。再有陌生的言辞出现,诗人和其读者的收获当然可观。
    这一切来的那么自然,当然是整体性的隐喻。从诗艺层面上,当其他文本在叙事中陷于绝境时,诗歌是叙事的出口,而不是小说、散文的提炼和浓缩;当人类生命的宏大叙事陷于困顿时,诗歌叙事是其最轻灵的出口;现在,把梦魇与诗意叙事结合起来,我们发现,人类每次都在一个伟大的时空境遇中,同时人的梦魇永远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伴生,成为个体生命摘不掉的难度徽章。而诗歌,可以跟任何宏大叙事对称而发,成为个体生命的一根坚强木头,起到那种“立木顶千斤”的作用。
    如此,永波诗歌叙事的真实面目才能呈现,其意义不言而喻,其现代感才能被指认。在这个环节,他的《奇妙的收藏》《我和马原的语言学实验》《父亲的信》等等,都是有益的实验。如果这样的实验稍显生涩,《父亲》《拿玻璃的人》《秋千》《小慧》等等,以及“凉水诗章”系列的大部分诗歌,则无可挑剔。
    其实,梦魇的陌生同时把握了另一种生命境遇。世界之于我们,本质上是陌生的。我们经验的一切熟悉,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熟悉。所以,就算拥有那些不离不弃的光亮,也无法减免永波的孤独和苍凉。人的孤独和苍凉有很多种。作家诗人的孤独和苍凉别具一格,经常的表象是无聊。精神的丰富会侵蚀孤独、装扮苍凉,进而在文本中呈现出戏说的孤独、戏说的苍凉。永波有少量诗歌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那是些精致的诗歌,可进学院的大门,进而成长为那种享受孤独和苍凉的诗艺大树,使生命各安其命。就我而言,在这种状态下,我选择不写诗,因为我不是天生的诗人。
    就在进学院大门的那一刻,永波转身了。他把诗歌当做一块陌生圆润的石头,投进陌生而没有边际的水域,激出的圈纹逐一扩散,这些圈纹肯定有边际,但不知哪儿是边际,每个边际线都与自然、生命、神性、爱恨和友谊交谈,其间的梦魇式叙事丰富生动,还有一些故事在沉默中生发。加上梦魇的也是生命境遇的陌生属性,永波完全无需舍近求远,不用穿越,不用去远方、故乡、天路、神殿、战场……他只要一抬脚,就能开始他的诗歌旅程。于是,“人”不再是被宏大叙事淹没的人,不再是被大数据裁撤的人,不再是被一个个组织圈定的人,而是诗意中的孤独苍凉的“陌生人”,这些人就在诗人身边,他们是诗人的亲人、爱人、朋友、同事……无需刻意选择,也根本用不着回避,都是永波“伪叙述”诗歌策略的人本源头,也就容易形成一种信誓旦旦,果然如此的效果。这些熟悉的“陌生人”与镜像、梦魇结合时,构成生命个体在现实时空和诗意时空中的相互修正,从而具备了生命真实的完整性。举例说,如果诗人借此途径“超度”了他的现实熟悉而诗意陌生的母亲、父亲,使他的父母的曾被现实裁剪掉的心智形象回归,诗人肯定是幸福的。我相信,在这种动力和诗歌能力驱使下,永波恨不能为全世界每个人都写一首诗。永波的“人”的诗意叙事如此自由旷达,值得深思。
    使生命完整,其在诗艺上一个可能的表现,就是诸象激荡、也同质重构,言辞丰富,但也因丰富而趋于平衡,从而产生倦意,意绪的倦怠,语言的疲倦,诗人的困倦。这种情况,永波当然不能避免。我对他的这种东西保持警惕,但我不能拒绝一个纯粹的诗人的多向度摸索,也包括其对自身“倦意”的表达。好在这种情形不是时常发生。也许时常在发生,但是,永波有化解的工具。
    我们知道,诗人无法从社会伦理那儿借来“善”的概念和工具。在诗人的时空里,善与真是业已结合在一起的精子和卵子。我无法相信一个不善的人能够成为诗人。也因此,善在诗中从来无法浅表地表达,诗人也没有必要为善呐喊。因为每首真正的诗都有“善”。永波的诗中,善的语言触觉不难分辨。比如拿报纸包住玻璃锋利的边缘(《拿玻璃的人》);比如从上游飘来杏黄的村女的衣裳和插满野花的草帽,以此对冲我们对事物的冷漠(《林中小溪》);又比如生命密码沉重移交时,那只咕咕咕的小鸽子(《父亲》);以及前述的梦魇中的光亮和诗歌叙事中不依赖选择的“人”……这样的情形在永波那里俯拾皆是。这与诗艺无关,技术不可能产生温度。技术让永波选择镜子、玻璃等,但这些冷选择一点儿也没消解永波的“善”。 这种“善”,无不时刻在抵消诗人、诗歌文本、读者的倦意,使整个诗歌旅程积极而生动。
    神性思维及其反思,是大善的源头。诗意肯定会抵达这个源头,并对此进行重新认知和解释。既然永波连人带诗都抵达了这个源头,他还会好诗不断。所以不久前我说过一段话:马永波的诗歌,具有天使翅膀的那种温度,那样的温度里包裹着空山似的寂寥,清透的孤独,银铃的敏感,野草的无奈荒芜……
    如此感性地说永波的诗,是因为我相信真与善的格局成就诗人,言辞的美与沉默成就诗歌,而修辞显著的诗歌次品才能成就批评,那些浑然天成,似乎一眼看透却又意味无穷的诗,只有少数批评家喜欢。在这篇小文章中,我尽量避免时髦的理论术语,尽量感受而不理论,只是不想给诗人馈赠一份悲哀。诗人注定是悲哀的,无人评说是悲哀,有人评说又大多被误读亦是悲哀。
    诗人也是快乐的,一个好的诗歌文本被阅读时,诗人、诗意、诗艺统统都在场。这与小说不同,阅读小说时,读者渐渐被情节主导,作家会淡出。诗歌阅读中,诗人永远在场。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夜晚,我觉得永波就在身边,一言不发,又很无聊的样子。是的,这是他永远在诗中的一个隐喻。他不是以客体的身份来观照诗歌的,他就在诗歌主体中,在文本中,从未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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