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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莱斯基（S.A.Leipzig）为代表的新语法学派[8]（Neogrammarians）认为语音演变是纯粹的音素之间的事情，语音规律不允许有例外。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也强调语音演变既不会为语言的语义特征所推进（favored）也不会因而受阻（impeded），尽管这种语义具有一定的音位特征。而我们现在看Ghil’ad的PM，SPM和PSM模式，在语音方面既没有一定的规律性，也不是独立于源语言特定词汇而存在的，这些模式看上去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音系演变”背道而驰，不过，我们认为这是向传统理论的一种积极挑战。 谈到SPM模式，Ghil’ad Zuckermann还区分了所指SPM（referent SPM）和能指SPM（sense SPM）。在所指SPM模式下，语义化（semanticization）将本国语中词条的所指和源语言中的词语连接了起来；而在能指SPM中，原来的本国语言中的词条与源语言中的词汇在能指上有某种关联。 隐性借用（camouflaged borrowings），即隐蔽的，不易察觉的借用，和传统意义上的借词不同的是，在这种模式中，源语言的词条被本国语言中的在语义上（semantically）或音素上（phonetically）或音素语义上（phono-semantically）有关系的词素（morpheme）或词位（lexeme）所替代。Ghil’ad又将隐性借用分成两大类，每一类下设四小类： A．语义仿造[9]（calquing） 1．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义素（sememe）（即语义借用：semantic loan） 2．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字/词（word） 3．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复合词（compound） 4．通过语义仿造产生新的短语（phrase） B．音义仿造（phonetic calquing）（即FEN，例如PM/SPM/PSM） 1．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义素（sememe） 2．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字/词（word） 3．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复合词（compound） 4．通过音义仿造产生新的短语（phrase） 鉴于汉语的特点，我们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新的“字/词”（word）和新的“复合词”（compound）的区别。这里所谓的“字/词”，指的是形式与语义所指都单一的词；而“复合词”（compound），指的是词形上为复合结构但语义上并不复杂的词（a lexical complex which is semantically simplex）[10]。 德语中通过语义仿造产生的复合词（compound）非常多。例如： 德语“Fernsehen”的意思是电视，德语词的字面意思是“远的影像”，语源转借自英语的“television”（tele-远距离传递；vision-影像）之义。 德语“Sauerstoff”，意为“氧气”，德语词的字面意思是“酸的物质”，其语义转借自法语“oxygène”（最初是写成principe acidifiant, 意思是酸化原理，后来记作principe oxygine）。 英语中也有语义仿造产生的复合词，例如： 英语“superman”，意为“超人”，是来自德语“Übermensch”。 英语“power politics”，意为“强权政治”，来自德语“Machtpolitik”，从这个源词来看，并不是复合词，但是转借至英语中后就成了一个短语。 很多源自德语的词都是经语义仿造而成了新的复合词的形式。 意第绪语（Yiddish）“gn jldjm”意为“幼儿园”，字面意思是“孩子们的花园”，也是来自德语“Kindergarten”。 大家或许认为以上的例子有的就是一个词，而算不上什么复合词。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复合词，我们今天看来就成了一个简单的词（word）了[11]；正象我们今天承认的复合词，再过若干年可能又成为一个简单的词了。 对于Zuckermann的PSM模式，最具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汉语了，当然日语也一样可以说明，因为凡是引入外来借词，汉语和日语，特别是汉语，一定要在本族语言中选择汉字来进行记录，尽管语音上要尽量与源词保持一致，但是在若干同音字中选择某一汉字的过程中，总是要尽量照顾到语义标准。[12] 总之，PSM理论反映了文化和社会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文化在遇到更“强大”文化氛围（an overpowering alien environment）的冲击下努力保存自己的形态特征的意识。 三、汉语外来译名与换称现象 用PSM模式对汉语的部分外来词进行验证后，我们发现，这一模式在商标用语、计算机用语、科技术语中应用得最广泛。而这些领域恰好是汉语固有词汇体系中大量存在空缺而懂外语的中国人又对这些概念在某一外语词汇系统的表述比较熟识的部分。下面我们就以汉语借词中的外来译名[13]为例进行分析。 由法扎制药（Pfizer Pharmaceuticals）生产的Viagra，1998年进入中国市场，普通话翻译成“伟哥”。法扎制药当初为这种商品起名时，考虑的是多种语源（multisourced neologism），首先是来自梵语的vyāghráh，意思是“虎”；而后兼顾来自英语的vigour，意思是“活力、元气、气势”等。汉语借用时，表面上看是音译，同时兼顾了隐含的意义，而这隐含的意义又只有了解中国文化背景、了解“伟”和“哥”的含义的人才能懂得。而台湾则译成“威而刚”，似乎更兼顾理据意义。据说又出了“伟姐”，那又可见汉语语言机制的能产性。居然能把一个单纯词的每个语素附上一定的意义，并且可以再用这个语素继续造词。 美国的Coca-Cola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将汉语中的译名更改为“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这个名称是由一位上海人想出来的，他因此而赢得了由可口可乐公司资助的命名竞赛大奖并获得了50美元的奖金。几年后，Pepsi-Cola也重新更换在汉语中的名称，叫“百事可乐”。类似的家喻户晓的品牌名称，在汉语中还有很多，例如“福特”（Ford）、“奔驰”（Mercedes Benz）、“爱立信”（Ericsson）等。 英语中的mastercard是一种信用卡，进入汉语后，我们将它翻译成“万事通（卡）”或者“万事达（卡）”，既然是“万事”通，那就是什么事都能通过都能达到的意思，非常符合信用卡的特征。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讲汉语的人认为“万事通”或者“万事达”和英语的mastercard发音相似，所以翻译成目前的样子，可是母语非汉语者却并不觉得这个译词和源词在语音上有什么联系。我们在翻译时之所以更多考虑语义，也是出于对借词理据性的顾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