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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放 提要：元人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宋代以文取士，科举重经义、轻视甚至排斥诗赋，对诗歌的发展有阻碍作用，元初科举废弃，诗歌重新焕发青春。对唐、宋人提倡的诗“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之说，元代诗论家多持异议，他们认为诗歌应当歌咏盛世，这是与元朝大一统的思想相一致的。元诗效法唐诗，尤重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对晚唐、南宋诗，则予以否定。元诗四大家虞、杨、范、揭以及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的创作，直接或间接体现了元人的唐诗观，元诗所体现的“大元气象”，其实是“盛唐气象”的重现。 关键词：元代诗学 诗赋取士 穷而后工 盛唐气象 大元气象 元代诗学近年来颇受关注，袁行霈、孟二冬、丁放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1]张红博士《元代唐诗学研究》、查洪德教授《元代诗学通论》[2]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元代诗法研究与唐诗选本研究，也取得较多成果，兹不具论。本人在从事元代诗论整理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元代诗学与“盛唐气象”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故不揣谫陋，撰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 元人认为，唐人科举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发展，宋代以文取士，故诗歌衰落，入元，科举废而诗歌发达。 在元代学者心目中，唐代的进士取士制度对诗歌的繁荣有正面促进作用。牟巘（1227—1311）《唐月心诗序》曰：“唐以诗取士，士皆工于诗。”[3]黄庚《月屋漫稿序》：“唐以诗为科目，诗莫盛于唐。”[4]唐朝除开国之初的五、六十年外，一直坚持诗赋取士制度，诗歌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旧唐书·韦陟传》载，天宝元年，韦陟知贡举，“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封氏闻见记》卷三曰：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5]如果应试的举子能诗，有可能在场内或场外改变录取的走向。唐代出现了一批进士出身的政治家兼诗人，如宋璟、苏颋、张九龄、牛僧孺等人任宰相，贺知章、白居易、韩愈为高官，但真正掌握朝纲或军政大权的文人并不多，多数为中下层文官，在朝中的翰林学士就是一个相当集中的群体。[6]唐代进士考试时留下来的佳作也不太多，如祖咏《望终南余雪》、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童翰卿《省试昆明池织女石》等，只属凤毛麟角。[7]再者，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杜甫不是进士出身，这本身就有力地说明进士考试对唐诗的繁荣的作用是有限的。唐代的进士考试制度包括行卷、温卷之风，对唐诗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它给后世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层面和社会舆论层面的。 宋代的科举考试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唐代科举分六类，通行的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类，宋代科举考试名目达十种以上，经学和史学的科目增加，学术份量加大而文学份量减轻。宋哲宗时，将进士考试分为四场，试诗赋仅为其中的第三场。[8]北宋的进士试中，有五十年不试词赋，而纯试经义，经义的具体内容，在煕宁时用的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其余大部分时间用的是二程之学，南宋后期才不受程、王二学的限制。南宋时进士分为两科，即经义进士和诗赋兼经义进士。经义进士绝对不考诗赋，诗赋兼经义进士，诗赋考试也只占四场中的一场，同时，因为宋高宗及其之后的皇帝，在殿试时皆不加试诗赋，诗赋的重要性及社会荣誉感也大大降低。宋代重文轻武，进士考试录取名额较多，朝中执政大臣及地方高、中层官员，多为进士出身，这与唐代其实有很大不同。但是，由于宋朝的进士考试重经术而轻诗赋，宋朝的进士考试制度并没有对诗歌的发展产生像唐代那样明显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力。 在元朝文人心目中，宋代的科举制度，对诗歌发展有负面作用，直到科举制度废除，诗歌才得到健康自由的发展。宋元之交的文人刘辰翁曰：“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9]邓剡曰：“（宋）子虚生景定间，未弱冠时，已废科举学，故唯诗是学。”[10]任士林曰：“金虎呼泉，科举事废，耳目明达之士，往往以诗自畅。”[11]舒岳祥《跋王榘孙诗》记当时士风变化最为生动：“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一第，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叹也。”[12]戴表元早年“攻诗最久，而异时以科举取士，余当治词赋，其法难精，一精词赋，则力不能及他学。……余既早成进士，去益为诗。”[13]这是以自己为例，说明科举对诗歌发展的负作用。戴表元《陈晦父诗序》[14]常为研究者引用，此文集中反映了其科举废而诗兴的观点，他说唐人以诗赋科目取士，非精于诗赋则无法成名，表元认为此法对唐诗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两宋时取士不重视诗赋，士人不能诗，不会影响其仕途或名声。直到宋末元初科举废止，诗歌方才复振。[15] 元人指出宋代的科举取士之法阻碍了诗歌的发展，主要是针对南宋而言的，毋庸讳言，南宋尤其是后期的诗歌，的确乏善可陈，理学诗及过分讲究格式技巧之风弥漫诗坛，境界狭小、浅薄，其成就不及元初诗坛。同时，因为元朝是推翻宋朝之后建立的新王朝，对前朝文化持贬抑态度也在所难免。那么，元朝延祐开科考试是否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元朝科考分为蒙古进士科和汉人进士科，同样中进士后，蒙古人官位高而汉人官位低，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且容易使汉人举子反感。明人胡粹中曰：“贡试之法，蒙古色目与汉人递降品级，已非公论。”[16]其次，元代的进士考试对诗歌也是排斥的，《续文献通考》又记载，至元中议复科举时，“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17]这是元朝恢复科举制前一年朝廷的议论，从这两段文字可见元朝决策层对诗赋的态度是排斥和鄙视的。 元朝的科举考试根本不考诗歌，《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四《选举考》有明确记载：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均试两场，汉人、南人要考文字水平，各类考生都要试经义、时务，汉人、南人须加试古赋、诏诰、章表，诗歌是完全被排斥在外的。[18] 总之，唐代的进士试，诗歌是重要的、核心的考试内容，诗歌在朝野士庶的心目中都有极高的地位，这令元朝文人十分羡慕；宋朝科考，有时考诗歌，有时不考，诗歌在进士考试中的地位下降；元人认为宋朝的科举制度，对诗歌发展有负面作用，故对其多所诟病。至于元朝当朝，其立国前四十年未开科举，延祐二年始恢复科考，实行三年一科，至元时又一度废除，每科取士亦仅数十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加在一起），且主要考经义，汉人南人又加上诏诰、策论、古赋等应用文字，诗歌则完全被拒之门外，这对元代文人来说，的确是很难接受的，他们不好直接批评当朝，于是往往集中笔墨指责宋朝。其实元人赞美唐朝、批评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有其言外之意的，所表达的是对唐朝“盛世”文明的向往之情。 二 “不平则鸣”是唐代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到宋代演变为诗“穷而后工”，但此观点不符合元朝的“国情”，元人对其提出异议。 战国时屈原说“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汉代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唐人韩愈借为孟郊鸣不平，倡导“不平则鸣”说（韩愈《送孟东野序》），宋人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则以梅尧臣的生平经历为例，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之说，苏轼、李纲、刘挚、陈师道均赞同欧阳修的观点。 诗“穷而后工”说发生的缘由，既有个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原因，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最终自沉而死，他将满腔忠愤之情凝聚在《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中，他的“发愤以抒情”说，正是其作品精神的高度概括。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而遭奇耻大辱，却忍辱苟活，以毕生精力作《史记》，成为“发愤著书”的代表。他们的说法，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体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中国诗学史上非常有价值的命题。韩愈、欧阳修等人将这一论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使之有了更大的影响。客观地说，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并非衰世，有的还可称得上盛世，他们提出这一观点，主要非时代因素而是个人意识的觉醒。 元代诗论家却不认同“诗穷而后工”说。刘辰翁指出：诗人之穷与达，诗歌之写穷苦或歌盛世，与诗人的所处的时代及个人命运息息相关。唐代诗人之穷苦者，以杜甫和孟郊、贾岛为最。郊、岛之穷，是个人性格、命运所致，他们即使生于开、天盛世，也不会“鸣国家之盛”，但是他们的穷苦老病之作，相当动人，也是对诗坛的贡献。杜甫的诗则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身处开、天盛世和乾元中兴时期，杜甫可以写出《丽人行》《饮中八仙歌》《春宿左省》《早朝大明宫》之类盛唐之音，而当其遭逢“安史之乱”，则又写出《三吏》《三别》《彭衙行》等表现时代动乱和个人疾苦的作品，其作品所以不朽，乃时代使然。其成就也自然高于郊、岛。[19]刘辰翁不赞同“诗穷而后工”说，但又未完全否定，这一见解较为客观。赵文《王奕诗序》曰：“世谓诗能穷人，欧公谓诗非能穷人，诗必穷者而后工，陈无己谓诗能达人，皆未必然也。”他同样以孟郊、贾岛为例，说二人虽然是世俗意义上的穷人，但上天给他们“以清才而能为诗”，也算待他们不薄。[20]这正是杜牧赠张祜诗“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之意。也就是说诗人仕途坎坷，生活贫困，精神却是富有的。 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曰： 古之为诗者，未始以辞之工拙，验夫人之穷达。以穷达言诗，自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始。昌黎盖曰：“穷苦之言易好。”庐陵亦曰：“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耳。”自夫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矫之以诗能达人之说，此岂近于理也哉？《匪风》、《下泉》，诚穷矣。《鳬鹥》、《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窃意昌黎、庐陵特指夫秦汉以来，幽人狷士悲呼愤慨之辞以为言，而未暇深论乎古之为诗也。临川艾君，当宋之季，负其所有，一不售于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诗独传。其亦所谓穷而工者耶？感城郭之非是，叹江涛之渺然，悃款恻怛，一出畎亩之衷，虽流离颠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诗之所能穷达，而其诗，亦不俟穷而后工也。[21] 黄溍认为韩愈、欧阳修“穷苦之言易好”、 “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耳”之说为偏颇之论，好事者说诗能达人更是矫枉过正，以《诗经》为例，既有写穷者，也有写达者，各有所长，韩、欧之意是特别注重秦、汉以来那些失意文人的愤慨之词，而以偏概全，对古诗理解不够。临川艾君，穷愁潦倒、颠沛流离而处之泰然，不废吟咏且多佳作，然其诗与个人之穷达并无直接关系，主要得之于性情之正，涵养之深，这是以具体诗人为例来否定诗“穷而后工”说。 元后期文人许有壬也不满诗“穷而后工”说： 昔人言，诗非能穷人，穷者诗乃工。然穷而工者多怨悴无聊之语，虽强自宽释，犹贱丈夫忍怒形色有不可揜者。今夫萤窗雪屋，残釭独坐，山庄野馆，风晨雨夜，他人有不胜荒寒凄楚之态，先生目之所遇，心之所触，形之歌咏，冲融萧散，无一毫抑郁不平之气，始终卷帙，无一章投贽奔趋之诗，其所造不渊矣乎？[22] 他认为穷愁之诗常作怨恨无聊之语，这是涵养不够的表现，而玉渊（陈一霆）虽处贫困之中，其诗却冲融萧散，无抑郁不平之气，又无投献谄媚之作，体现出深厚的修养。 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明确反对 “诗穷而后工”说，其《玩斋集序》曰：“先辈论诗，谓必‘穷者而后工’，盖本韩子语。以穷者有专攻之技、精治之力，其极诸思虑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谓‘癖耽佳句，语必惊人’者是也。然《三百篇》岂皆得于穷者哉？当时公卿大夫士，下及闾夫鄙隶，发言成诗，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积习，风谣音裁之自然也。然则以穷论诗，道之去古也远矣。”[23]杨维桢指出，元朝前辈诗人论诗主张“诗穷而后工”，创作上则以杜甫为实例，其实不然。中国诗歌的源头与经典《诗三百》非皆穷苦之音，其作者既有公卿大夫，也有下层百姓，其诗均出自真性情，并非故作穷苦之音。 与不满“诗穷而后工”相对应的是，元人（尤其是身处盛世的元中期文人）论诗多主张歌咏盛世，或看重萧散闲远之作，这正是元人盛世心态的反映，王祎曰：“国朝统一海宇，气运混合，鸿生硕儒，先后辈出，文章之作，实有以昭一代之治化。盖自两汉以下，莫于斯为盛矣。”[24]戴良云：“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徳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25]欧阳玄曰：“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26]说明京师文人是鼓吹盛世之音的中坚力量。元朝疆域之广，亘古未有，诗歌多雄浑之气，朝廷著名文人以及山林隐逸之士，多咏太平盛世，诗歌达到极盛，这里主要指的是元中期诗坛的盛况。 傅若金《邓林樵唱序》将屈原与邓舜裳作对比，指出穷苦之音与盛世之音的区别，从而肯定盛世之音，曰：“（《邓林樵唱集》）古体幽澹闲远，有自得之趣；近诗亦皆清畅可诵，特异乎流俗。斯殆古音之近者欤。吾闻湘江之滨，楚放臣屈子之所游，其文词之被兹土者，山巅水涯之居人，必有得其遗音者矣。然屈辞多悲愤邑郁之音，而舜裳所谓樵唱者，不类乎是。呜呼！余得之矣。盛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邓林樵唱》，其盛世之音乎？吾于是庆舜裳之遭治世而悲屈子之不幸也。”[27]傅氏固然是用《诗大序》“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传统观点来论诗，不过又有所变化，这里改“治世”为“盛世”，是有深意的，主要是为了强调元朝当下的“盛世”，主张诗歌应当鼓吹盛世明时，提倡盛世之音。 元人身处大一统的盛世，反对在诗中写穷苦之音，主张诗歌应表现统一、强盛的社会面貌，即“大元气象”，他们认为这足以接续“盛唐气象”。 三 倡导盛世之音，反对“穷而后工”，最好的学习目标就是盛唐诗，元代诗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推尊唐诗（尤其是盛唐诗）。这在元代诗选、诗论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在元人创作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元代唐诗选本、诗学专著多推尊盛唐。方回《瀛奎律髓》是元初著名唐宋诗选本，学界多认为此书倡“一祖三宗”说，为宋诗张目，为“江西诗派”护法，其实，这种看法是以偏概全。此书对盛唐诗是非常推崇的，方回肯定宋诗，也多是站在盛唐诗的角度立论的。该书论唐诗、宋诗皆以盛唐为最高标准。且看他对唐宋诗的评价：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功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卷十五）又说此诗“起两句言题，中四句言景，末两句摆开言意。盛唐诗多如此，全篇浑雄齐整，有古味。”（ 卷二十九）评陈子昂《和陆明甫赠将军重出塞》：“盛唐诗浑成，‘晓风吹画角’，犹‘池塘生春草’自然，诗句亦是别用一意。”（卷三十）评崔颢《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盛唐人诗，师直为壮者乎。”（卷二十四）评李白《赠升州王使君忠臣》：“盛唐人诗气魄广大，晚唐人诗工夫纤细，善学者能两用之，一出一入，则不可及矣。此诗比老杜，律虽宽而意不迫。”（卷四十二）评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卷十）评梅尧臣《送任适尉乌程》：“圣俞诗一扫‘崑体’，与盛唐杜审言、王维、岑参诸人合。今学者学四灵诗，曷不学圣俞乎？”（卷四）评梅尧臣《送祖择之赴陕州》：“山色临关险，河声出地长”一联，“不减盛唐”。（卷二十四）评梅尧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宋人诗善学盛唐而或过之，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卷二十四）评宋祁《答劝农李渊宗嘉州江行见寄》“三四有老杜及盛唐人风味。”（卷三十四）评葛天民《访端叔提幹》“大江中夜满，双橹半空鸣”“有盛唐风味。”（卷十五）评陆游《登东山》“放翁兼入盛唐。”（卷二十三）《瀛奎律髓》初刻于元初至元二十年（1283），影响了整个元代诗坛，但此书对盛唐诗的重视，却长期被人忽略了。 成书于大德八年（1304）的辛文房《唐才子传》，是元代著名的唐诗学著作，它的出现，对元代重唐诗之风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唐才子传》为唐代三百九十八位诗人立传，对盛唐诗尤为重视，在引言中，说唐诗近三百年，诗有三变，实际是是将唐诗分为四期，书中评价最高的是李白与杜甫：“观李、杜二公，崎岖板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善众美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昔谓杜之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李杜之门者难为诗，斯言信哉！”[28]对崔颢、王昌龄、常建、陶翰、薛据、李颀等盛唐诗人也有较高评价，书中还赞扬盛唐诗的“风雅”“风骨”、“兴象”等。辛文房是与杨载、卢亘齐名的元中期诗人，他对盛唐诗的提倡与宣扬，无疑会对当时诗风产生积极作用。 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的《唐音》更是以标举唐诗而著名。编者杨士弘在《自序》中说，历代唐诗选本，或选盛唐诗而偏重五古，或偏重于中、晚唐，《唐音》则以初盛唐为主，自己“得刘爱山家诸刻初盛唐诗，手自抄录，日夕涵泳。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明人胡缵宗曰：“诗自杨伯谦《唐音》出，天下学士大夫咸宗之，谓其音正，其选当。”[29]足见其风靡一时，能左右当时诗坛风气。 元代诗人、诗论家亦重盛唐。元初大儒郝经说李、杜诗为“后世诗之至也”。[30]何梦桂曰：“古今评诗者称盛唐，盖开元上下诸公也。唐诗自陈子昂一唱，至李、杜大成，为不可及已。”[31]都是肯定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元中期诗人多重盛唐，同样视李、杜为最高典范。如熊禾说“灵均之《骚》、靖节、子美之诗，痛愤忧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传。”[32]揭傒斯曰：“（诗）至唐变而为近体，若陈拾遗之《感遇》，李供奉之清新俊逸，亦变而不失其正者。迨至杜少陵，勃然振兴，光焰万丈，可谓集诗人之大成。而忠君爱国之诚，往往发于咏歌，如《曲江》《杜鹃》《北征》诸什，情有所触，感慨系之，故虽光怪瑰奇，千汇万状，所赋各殊，而知为少陵之意。”[33]张以宁曰 ：“诗于唐赢五百家，独李、杜氏崒然为之冠。”[34] 元人之诗，多盛世之音。杨翮曰：“今天下承平日久，学士大夫颂咏休明而陶写情性者，皆足以追袭盛唐之风。由皇庆、延祐迄于天历，奎章之间、鸾台凤阁之耆英硕彦，倡于朝廷而风于四方之诗，盖骎骎乎大历、贞元之盛矣。”[35]足见当时诗坛学习盛唐之风气。对此，元代诗人自己有十分明确的识，如黄溍、欧阳玄等人说：揭傒斯律诗及长句“伟然有盛唐风”。[36]刘诜说当时诗坛的形势是“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37]可见当时学盛唐诗的成效，学李、杜诗的风气之盛。对此，明人评价曰：“有元混一天下，一时鸿生硕士若刘、杨、虞、范，出而鸣国家之盛，而五峰、铁崖二公继作，瑰诡奇崛，视有唐为无愧。”[38]认为元代诗人杨载、虞集等人的作品为盛世之音，元末杨维桢等人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元）诗矫宋季之委靡，追盛唐之雅丽，则有可取者。盖自郝伯常、姚公茂鸣于北方，而马伯庸、萨天锡诸公继作；杨仲弘、范德机倡于江南，而虞伯生、揭曼硕诸公从而和之。及其久也，上自台阁名公，下至山林逸士，外至徼塞部长，往往以诗名家。虽其间不能无粗豪之讥，纤巧之病，要之不失为能言之士也。”[39]这是赞美元诗从初期到晚期都追慕盛唐，力矫晚宋之弊，无论北方诗人还是南方诗人，无论是台阁还是山林乃至塞外异族之士，都心仪盛唐气象。 元朝诗人的主要目标是学习盛唐，有时提倡学北宋，如周霆震《刘遂志诗序》说：“魏晋以降，变而辞游气卑而声促，唐初始革其敝，至开元而极盛，李、杜外又各自成家。宋世虽不及唐，然半山、东坡诸大篇苍古，慷慨激发，顿挫抑扬，直与太白、少陵相上下。”[40]同样是称许盛唐与北宋之诗。元人认为，北宋诗与盛唐较为接近，李、杜、苏、黄诗有相通之处，刘壎《隐居通议》卷六：“东坡似太白，黄、陈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41]这说明元人不废北宋的原因是其似盛唐，元代诗人心目中的学习典范还是盛唐诗。 可见，从元初到元末，提倡盛唐诗，是元代学者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 四 元代诗论宗唐，元人之诗，多盛世之音，多近盛唐。这主要是元人羡慕“盛唐气象”，并且梦想本朝诗有“大元气象”。宋人严羽以“气象”论诗，他说，“‘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那么，盛唐气象究竟有何标准呢，严羽说“盛唐人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核心定义。元人胡炳文提到“盛唐之气象”，明人王祎、江源都谈到“盛唐气象”。[42]当代著名学者林庚先生著《盛唐气象》[43]一文，是论“盛唐气象”的经典论文，该文在严羽之论的基础上，提出“盛唐气象”的特点是丰沛、饱满、蓬勃，玲珑透彻仍然浑厚，千愁万绪仍然开朗，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事物的敏感，如同太阳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造诣，林先生所概括的“盛唐气象”的特点，当然是唐代的，放到元代也是比较合适的。 元人诗论重“盛唐气象”，重盛唐及北宋，不满晚唐与南宋的观点，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欣羡盛唐国力强盛，即对盛世的追慕心态，唐朝在“安史之乱”前，是所谓“开天盛世”，“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李白《古风》），北宋是“百年无事”（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为元人所向往，元朝也是“承平百年”的太平盛世，“大元气象”与“盛唐气象”，颇有几分神似。而晚唐与南宋，当然是衰世，是元人所力求避免的，当然也就不会效法他们的作品了。二是羡慕盛唐人的胸襟气魄。如唐人以诗取士，但豪杰之士往往打破常规并获得成功。盛唐诗人王翰在进士考试之前，在贡院东墙张榜，将天下文人分列数等，将自己和张说、李邕列为第一等，而将许多著名文人列入二等以下，王翰照样可以中进士并得到张说的赏识；王泠然直接上书给宰相张说，要张为今年为其“谋一第”，明年为其“谋一妇”，这样的人居然也能中进士。祖咏参加进士试，试题为《望终南馀雪》，按规定，试律诗应当为六韵十二句，他却仅写了四句就交卷，主考问之，答曰“意尽”，他竟凭此卷中进士，这种考试制度，为宋以后的文人所不能想像，唐人的这种风采令元人神往。元人认为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妨碍诗的发展，这也是不满于理学和时文统治科举，这实际上是元人思想解放、追求创作自由意识的反映。三是元人反对宋诗，自然以唐诗、以“盛唐气象”相号召。一般说来，一个新的王朝之文学，欲自成面目，必然以反对、批评前朝文学为号召。如唐人批评六朝诗，清人指责明朝诗，而元朝和明朝时代相接，元朝享国不足百年，其诗风与诗论与明朝相似而血脉相连，因此，不妨将元、明二朝视为一体，也可以说元诗对明代诗风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只是明人不愿承认罢了。元人作诗与论诗都以崇唐反宋为旗帜，如戴良《皇元风雅序》：“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44]明人李东阳所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45]元诗主要继承了唐诗重抒情的传统，反对宋诗好议论的风气。元代诗人的代表性作品，确实清丽流畅，有唐人风致而乏深度。蒋易曰：“观当代作者之诗，昌平何得之、浦城杨仲宏、临江范德几、永康胡汲仲、蜀郡虞伯生、东阳柳道传、临川何太虚、金华黄晋卿诸稿，典丽有则，诚可继盛唐之绝响矣。”[46]杨维桢曰：“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栁、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郝、元初变，未拔于宋；范、杨再变，未几于唐。至延祐、泰定之际，虞、揭、马、宋诸公者作，然后极其所挚，下顾大历与元祐，上逾六朝而薄风雅。吁，亦盛矣。”[47]四是元人反对诗“穷而后工”说，也是推尊盛唐的体现。元王朝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元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身处盛世，在诗歌方面，从元初由宋、金过渡而来的文人，到元中期的延祐、天历年间，文人无不以歌咏盛世为己任，诗论家也提倡鼓吹盛世明时，反对在诗中写穷苦之音，这在元中后期诗论家的论著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如虞集曰：“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48]揭傒斯曰：“盖当国家盛时，其气浑，其政平，故其发于文也和而庄，直而不迁。”[49] 严羽论诗重盛唐、讲气象，“谓截然当以盛唐为法”，于盛唐诗人中最尊李杜，说这样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元代主流诗人，论诗崇唐，作诗近唐，对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情有独钟，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元人的诗学观念，也是对严羽“盛唐气象”说的继承和发展。范梈《诗法源流》曰：“唐海宇一而文运兴，于是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与齐梁作后尘。’其感慨之意深矣。大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才优学赡，故其诗兼备众体。”“本朝有亘古所无之混一，故有亘古所无之气运，一时文人，如刘静修、吴草庐、姚牧庵、卢疎斋、元复初、赵子昂诸先达，固已名世矣。大德中，清江德机范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50]在元朝人心目中，本朝是盛世，有“大元气象”，盛世之诗，当然要学习盛唐，“舂容大雅”（虞集语），要鼓吹盛明，歌咏盛世。如虞集《已卯秋舟过清江忆范德机》就直接称范诗为“盛唐诗”，[51]而要歌咏“大元气象”，最好的榜样就是“盛唐气象”。 注释： [1]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 [3]牟巘《唐月心诗序》，《陵阳集》卷十三，民国《吴兴丛书》本。 [4]黄庚《月屋漫稿序》，《皕宋楼藏书志》卷九十五，万卷楼藏书本。 [5]以上二事，详参吴宗国先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的相关论述。 [6]关于翰林学士在唐代朝廷的活动，傅璇琮先生《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和《唐翰林学士考论•晚唐卷》（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二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 [7]关于唐代省试诗（或曰试律诗）的详细情形，可参阅彭国忠主编《唐代试律诗》（黄山书社2006年版）。 [8]“哲宗元祐二年（1087），更科场法，进士分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道，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不兼诗赋，人许增治一经；诗赋人兼一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页。 [9]刘辰翁《程楚翁诗序》，《须溪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邓剡《寒翠集序》，《吴都文粹》卷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任士林《书蒋定叔诗卷后》，《松乡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舒岳祥《跋王榘孙诗》，《阆风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戴表元《张君信诗序》，《剡源集》卷八。 [14]戴表元《陈晦父诗序》，《剡源集》卷九。 [15]此处参考了杨镰《元诗史》第二章《元诗概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观点。 [16]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四《选举考》举士二，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 [17]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四《选举考》举士二。 [18]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四《选举考》举士二。 [19]见刘辰翁《连伯正诗序》，《须溪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赵文《王奕诗序》，《青山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黄溍《蕙山愁吟后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八，元钞本。 [22]许有壬《玉渊集序》，《至正集》卷三十一，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3]杨维桢《玩斋集序》，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一零五，清光绪万卷楼藏书本。 [24]王祎《宣城贡公文集序》，《王文忠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戴良《皇元风雅序》，《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景明正统本。 [26]欧阳玄《雍虞公文集序》，《赵氏铁珊瑚网》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傅若金《邓林樵唱序》，《傅与砺文集》卷四，《嘉业堂丛书》本。 [28]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6-7页。 [29]胡缵宗《刻唐诗正声序》，《鸟鼠山人小集》卷十二，明嘉靖刻本。 [30]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陵川集》卷二十四，明正德二年刻本。 [31]何梦桂《琳溪张兄诗序》，《潜斋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熊禾《题童竹涧诗集序》，《勿轩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揭傒斯《宪节堂惟实集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三，清光绪版。 [34]张以宁《钓鱼轩诗集序》，《翠屏文集》卷三。 [35]杨翮《秦淮棹歌序》，《佩玉斋类稿》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见黄溍《揭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元钞本）、欧阳玄《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37]刘诜《与揭曼硕学士》，《桂隐文集》卷三，清钞本。 [38]贝琼《乾坤清气序》，《清江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景清赵氏亦有生斋本。 [39]何乔新《重刊黄杨集序》，《椒邱文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周霆震《刘遂志诗序》，《石初集》卷六，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41]刘壎《隐居通议》卷六，《海山仙馆丛书》本。 [42]分别见胡炳文《与滕山癯》（《云峰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祎《张仲简诗序》（《王文忠公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江源（《桂轩稿》卷三，明弘治庐阁刻本） [43]林庚《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收入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44]戴良《皇元风雅序》，《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 [45]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1页。又，此处参考了查洪德兄《元代诗学通论》的相关论述，谨此致谢。 [46]蒋易《皇元风雅自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五，光绪十三年吴县灵芬阁集字版校印本。 [47]杨维桢《玩斋集序》。 [48]虞集《李仲渊诗稿序》，《道园学古录》卷六，《四部丛刊》本。 [49]揭傒斯《沇溪先生文集序》，《揭文安公文集文安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50]《诗法源流》，旧题傅与砺述范德机语意，一题为佚名作，但其为元人之说，当无大问题。引自张健编著《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7页。 [51]虞集《已卯秋舟过清江忆范德机》：“归来江上鬓如丝，所谓伊人独系思。千载清风东汉士，百年髙兴盛唐诗。离离宿草秋云断，采采黄花夕露滋。山水含晖无尽意，他生何处共襟期。”《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 作者简介：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