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丁玲以“晓菡”的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小说《夜》。这篇小说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它细致的描绘了何华明这样一个“过渡期的人物”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心态。1948年，冯雪峰在《从<梦珂>到<夜>》这篇经典的评论中，将丁玲的创作道路总结为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战士转变的过程，而《夜》无疑是这个转变中“最成功的一篇”作品：它简洁而丰富的呈现出了“过度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使我们看到了“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1] 。左翼文学家们盛赞何华明在自我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新人特质，尽管他们注意到了何华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两个生活意识世界的生活感情矛盾”[2] ，但这些矛盾因其“过渡”的性质而被认为是可以且应当克服的，正如当时的评论家骆宾基所说，何华明代表了那些“背负着旧时代所给予的枷锁，而开垦新时代的农民”，这些人“跨着两个时代，两种农村社会生活，不牵就那些旧的过时的农村人民的观念”[3] 。
    然而何华明的矛盾是如此的暧昧与奇怪，引发了我们强烈的兴趣。这些矛盾纠缠于政治与性欲之间，那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丁玲，又似乎包含了一些晦暗模糊的影像。何华明既非莎菲式的五四后知识分子，也非左翼文学中具有阶级主体性的农民“新人”，而是一名农民干部，因此值得追问的是，丁玲为什么要去书写这样一种政治身份所带有的困惑与矛盾？研究者们倾向于将这篇小说作为丁玲自身的写照，因为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像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而此时的丁玲也正处于她到陕北后最苦闷的一个时期。1938年丁玲随西战团返回延安，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后到“文协”担任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一直到1941年初去川口农村养病。这几年内，她在延安的资历声望都已达到一个高峰，也不由自主的卷入了复杂的人事斗争和政治漩涡中。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此时的丁玲已经从初到延安的兴奋中冷静下来，在周围环境的“嘈杂”中常常倍感压抑。这种压抑的心态与《夜》中何华明的苦闷颇有几分相似。不过有意思的是，《夜》并没有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那样展现出批判的锋芒，矛盾不再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对立，而是来自个体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在《夜》充满隐喻而曲折的叙事中，“新生”显得如此的艰难和漫长，就连丁玲自己似乎也陷入了犹疑之中。如果说《在医院中》的陆萍最终能够虔诚的接受施予她身上的“驱邪”治疗仪式[4] ，那么对于何华明来说，所要治愈或驱逐的对象却是模糊的，他的身份本身就是全部的病兆所在，而这一身份的获得却恰恰是延安政治变革最重要的组成。
    《夜》这篇小说集中呈现了丁玲到达陕北之后的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两种左翼文化、两个时代之间的冲突，更是转型中的延安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在其著名的《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一文中，李陀认为，尽管丁玲尝试着进入一个毛文体所规定的话语秩序中，但仍然保留了亭子间的那种写作方式，“在抵抗毛文体的压迫的同时，企图开出一片新的话语空间”[5] 。不过，令人产生质疑的是，在1942年整风以前，新的话语秩序是否已然确立，丁玲的自我调适或反抗又是否能够被阐释为两种话语之间的冲突？在相关的丁玲研究中，丁玲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写作变化往往被理解为“残余”与“新生”之间的拉锯，更有从性别角度所看到的女性与革命的冲突，然而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冲突是否会随着1942年的整风运动而消失？四十年代初期的丁玲所感到的苦闷，是否只是来自一种未完成或未实现的焦虑？不仅仅是《夜》，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往往带有某种暧昧不明的色彩，它们试图去表达一种“新的信念”，但这种信念却显得模糊甚至脆弱。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陷于自我拷问之中，始终无法坦然宣布革命主体的生成。这种困难究竟来自何处？因此，我更愿意将《夜》中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放在整个延安政治的语境中去讨论，而不仅仅视为是过渡性的，它们的未（能）克服，或许更能揭示出“延安道路”所包含的经验与困境。
    一、 “革命加恋爱”：从韦护到何华明
    《夜》的主人公何华明本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刚刚被选为乡里的指导员。 因为筹备乡里的选举大会，何华明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家了，更不用说上山耕地。这一天他之所以“意外的被准许回家”，是因为“他的唯一的牛就在这两天要生产，而他的老婆是只能烧烧三顿饭的一个四十多岁了的女人”[6] 。这句话把何华明全部的矛盾冲突都呈现在读者眼前：政治事务与家庭生产之间的矛盾，丈夫和失去了“生产能力”的妻子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这两种矛盾始终杂糅在一起，或转换或并行的组织起了何华明的心理世界。何华明为公家的事而无暇顾及自家的生产，为此和妻子没少争吵，这又引起了何华明对妻子的嫌恶，尽管他将夫妻俩的这种敌对状态表达为政治上的觉悟高低，骂他老婆“落后，拖尾巴”，但他的妻子明白，是因为自己老了，“而他年轻，她不能满足他，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7] 。很明显，政治与性欲的互文构成了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一种修辞，何华明一方面对于政治事务感到厌烦，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借助政治语汇来克制自己的性欲。当他看到“发育得很好”的清子时，便不由自主的将心中的欲望转换为一种政治上的审视：
    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他妈的，他赵培基有钱，把女儿当宝贝养到这样大还不嫁人……[8]
    这种“政治”的表达方式无疑是他当上指导员后所习得的，包括他骂老婆“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都细致地传达出了他正在经历的身份转变。政治虽然给何华明带来困扰，却总能不失时机的帮助其成功的压抑住自己的欲望，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主体的满足。在义正言辞的拒绝了侯桂英之后，何华明并没有感到失落，而是“像经过了一件大事后那样有着应有的镇静，像想着别人的事件似的想着适才的事，他觉得很满意”[9] 。小说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政治工作者如何修正、改造自己的情感、欲望乃至语言，这一过程与丁玲所经历的转变是何其相似，而何华明在政治与性欲之间的焦虑，也令我们想起了丁玲笔下的韦护，以及她在二、三十年代所创作的那些“革命加恋爱”的小说。
    “革命加恋爱”是丁玲在1920年代末“左转”过程中惯于采用的一种的叙事方式，对这一创作倾向，丁玲后来也表示很无奈:“我自己很明白，只有向左转，开拓自己的写作圈子。但如何开拓？也想不出办法，只有在讲恋爱，讲朋友，在这些儿女之情以外，加上一点革命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生硬地凑在一起。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有什么生命力”[10] ，可以说是“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11]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作出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对革命文学“写什么”进行了规定，号召作家们创作属于“大众的”题材，“必须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随后，丁玲开始尝试创作了一批描写工农斗争的“新的小说”，1931年《水》的发表即受到了冯雪峰的盛赞，被认为是对于“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清算[12] 。不过，韦护所遭遇的历史困境及其所体现出的高度的革命自律性，却一直在丁玲心中挥之不去。1942年整风之前，丁玲在倍感压抑的政治环境中写下了《风雨中忆萧红》一文，而此时的她也“苦苦地想起秋白”：
    ……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13]
    1946年，丁玲又发表了《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此时她已经写出了《田保霖》这样的“大众化”作品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在这篇文章中，丁玲称瞿秋白是“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惭愧自己未能真正理解他的“文艺大众化”主张。然而，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更是丁玲的自况，经历了从上海到陕北的政治变迁与身份转换，丁玲逐渐地体认到瞿秋白所陷入的那种“二重生活”，“才明白我还需要‘挖心’。我很难受我‘脱胎换骨’之难”[14] ，其间的挣扎与焦虑，颇类于瞿秋白对于“异己感”的痛苦。及至1980年代，晚年的丁玲在“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坚决中，其实仍然无法释怀于韦护的心结：
    我以为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有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15]
    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16]
    政治与文学、理智与情感、革命与恋爱，这一组组二项对立式构成了丁玲对于革命与个体关系的理解方式，也持续的成为她创作上的刺激。如果说“革命加恋爱”只是早期左翼小说俗滥的趣味，那么在丁玲那里，显然已经内化成了一种历史判断和表意结构。我们并不意外地在何华明身上看到了韦护的影子，甚至在《桑干河上》，丁玲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去书写程仁的矛盾。是否对于丁玲来说，走向工农的“大众化”写作，并没有彻底清算掉“革命加恋爱”的小资产阶级情绪？在何华明、程仁这样的“农民—新人”身上，为何、又是如何再现了本属于“智识阶级”的“革命加恋爱”式的自我分裂？
    二、革命、生产与真实的激情
    在《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等“革命加恋爱”小说中，革命往往通过对恋爱的压抑或替代去证成自身[17] ，《夜》在借用此类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并没有将叙事重心放在“革命”一端，而是有些令人意外地着力描写何华明的性冲动。在《夜》中，干涩的政治语汇与饱满的欲望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尽管前者在文本内外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后者却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最主要动力，使整篇小说在唤起—压抑的结构反复中展开。小说一开头，清子这个“发育的很好”的少女就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她那粘腻莫名的笑容似乎在嘲弄着“被很多问题弄得疲乏了的委员们”。躁动的羊群、盛开的桃花以及乡长年轻漂亮的妻子，撩起了何华明那层“看不见的烦人的思绪”。这个刚当上了指导员的农民渐渐爱上了这种“孤独的夜行”，他沉浸于回忆与欲望混杂的“甜蜜、辛酸和兴奋”，暂时抽离出现实生活的乏味——繁杂的政治工作，难看的老婆，家里与家外都造成了他烦恼的处境，只有这“孤独的夜行”才能重新唤起某种对内在自我的感知。
    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矛盾被表述成了政治与性欲之间的矛盾，这种表述方式的转化，指向了更为“内在”的生命本能。令何华明感到挫败的，不仅是性欲的无法满足，还有脱离生产的状态。“他只盼望着这选举工作一结束，他便好上山去。那土地，那泥土的气息，那强烈的阳光，那伴他的牛在呼唤着他，同他的生命都不能分离开来的”[18] ，他怀念着还是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那种充满生命力的生产状态与如今艰深乏味的政治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如其对于性欲的压抑，政治代表了一种阉割，将何华明带离了那个真实可感的生活世界，取而代之的是空洞乏味，以及抽象怪异的情感表达方式。知识分子式的心理斗争和自我克制，使何华明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失去了行动力的人，对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
    他自己是个什么呢？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住过学，不识字，他连儿子都没有一个，而现在他做了乡指导员，他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19]
    韦护曾经以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20] 。然而对于何华明来说，“政治”反而构成了异己感的来源，他在趋近一个政治新人的同时，却也意味着对于“真实”的远离。
    小说中一个充满隐喻性的事件是何华明的牛即将生产，这一事件给何华明沉闷的政治生活打开了一个缺口，制造了这个沉寂的夜晚中蠢蠢欲动的不安。“生产”的重要性既得到了政治工作的认可，也是何华明最为关心的事情，“他焦急的要立刻明白这个问题。生过了呢？还是没有：平安无事呢，还是坏了？”[21] 漫长的等待搅动起了何华明内心的焦灼、兴奋、烦闷，这些情绪持续的累积，“生产”时刻的一再延宕，使得利比多的投入达到了一种满溢的状态，从而出现了主体性的过剩（excess of subjectivity）。无论是对清子的凝视与幻想，还是对妻子不是“物质基础”的嫌恶，何华明异常活跃的内心活动，都紧紧围绕着“生产”而展开，就连在那个令人厌烦的家里，能使其获得些许抚慰的也仅有暖烘烘的猫、牙缸里正孵着的豆芽，以及一群新生的小鸡。对于“生产”的执迷，使何华明看起来更像是患上了精神分析学所谓的歇斯底里症状，那些泛滥的兴奋和不满，一方面指向明确的对象，但同时又因为这种过剩而失去了成为“健康”的革命主体的机会。
    生产事件唤回了何华明的内心冲动，但也唤回了他的私心，这种辩证性造成了这篇小说在表意上的复杂与缠绕。正是在成为政治工作者的过程中，何华明才具有了某种主体性的思考方式，才会去享受这“孤独的夜行”所带来的内在自我的发现；而另一方面，这个被发现的内在自我，却又处处提示着一种原罪性的形象：为个人世界所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说试图以“过剩”的书写去冲破“革命加恋爱”所嵌入的话语结构，这也是小说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考虑。“农民”在革命语境中天然的合法性，它所联系着的土地、自然、劳动、生产，都被视为是革命驱动力的源泉，也是大众政治取代资产阶级政治的最大依靠。然而何华明被赋予的“指导员”身份，使其在拥有了主体内心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农民”的革命生产力。因此，小说叙事陷入了一种真正两难的境地，何华明对于“真实”生命状态的追求恰恰是“非真实”的产物，这导致他无法像韦护那样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的分裂并最终将其克服，而只能不断的延宕揭开“真实”的那一刻。
    在这个意义上，何华明和他那个已经失去了生产能力的妻子无疑是相似的。小说一再地提及何华明对于妻子的嫌恶，“开始露顶的前脑”、“只能烧烧三顿饭”、“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以至于何华明愤愤地在心里骂到，“这老怪，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22] 。“物质基础”这个词恰到好处的暴露出了小说在叙事上的双关性，革命对于“物质基础”的强调，何尝不是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表述着对于“生产”的渴望。一个无法成为“物质基础”的女人，不仅对于何华明是无用的，对于革命也是无用的——她无法提供任何关于生命驱力（drive）的想象，这将意味着衰老、停滞乃至是失败。在外部封锁、土壤贫瘠的陕北，“匮乏”成为了革命最大的阻力/动力，而一再发起的大生产运动，正是试图以生产的激情解决物质与精神上的匮乏，为革命注入刺激。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夜》所建构的性别叙事。表面上看来，这篇小说的叙事者与何华明分享了同一个视角，它并没有像《“三八节”有感》那样旗帜鲜明的为女性“落后”的悲运鸣抱不平，反而一再强化何华明对妻子的厌弃以及女性作为欲求客体的存在。一种可能的解读是，叙事者意在通过这种“异常”的话语策略去暴露革命中的不平等秩序。然而我认为这篇小说其实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视角。正如前文所述，在《夜》的表层叙事中，主体通过欲望被建构，然而事实上，利比多的过剩已经阻断了主体的凝视，将对客体的投射反而指向了主体自身，使欲望变成了对于纯粹驱力的渴求，结果形成了齐泽克所谓的一种“纯粹的前主体现象”（pure pre-subjective phenomenon）[23] 。在某种程度上，妻子的衰老恰恰使何华明看到了自己的衰老，看到了堕入庸常事务中的革命的衰老。革命对于何华明来说，曾经指涉着一种基于乡村共同体的原初情感。他的小村虽是乡里最穷的小村，但是“在这只有二十家人家中却有廿八个是更亲密的同志，共产党的党员”[24] 。他爱这个小村，这里有着革命最初的艰辛、激情与温暖，一想到过去的岁月，纵使是对于衰老的妻子也“不能在回忆中搜出一个难看的印象”，也“几乎完全把他的牛忘记了”[25] 。那种最初的冲动使何华明忘记了一切欲望的不满——或者说，后者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何华明与妻子之间“越来越厉害的沉默”，使妻子感到“毫不能把握住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简直是荒唐”[26] 。这里是小说中少有的对于何华明妻子的心理描写，这个衰老的农妇以她的“落后”暴露了何华明内心最深的恐惧。是啊，何华明到底要什么呢？他对于土地和生产的眷恋，对于那种生命驱力的执着，与妻子所要的“安适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
    三、“公家人”与革命政治的转型
    齐泽克曾经借用巴迪欧的话来概括20世纪政治的主要特征，“对实在界充满激情”，“20世纪的终极和关键时刻，就是直接体验实在界（the Real）的时刻”[27] 。对于真实的不断逼近，往往需要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去撕破现实的幻想，十月革命即是这种本真性事件的爆发[28] 。何华明或者韦护是否正置身于这样的追求中，并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在于，丁玲以她反身自观的叙事隐隐触及了革命话语在表象与真实之间的裂缝。在《夜》波澜不惊的故事中其实正隐含着革命的高潮，即延安正在施行的农村民主选举。这场由下自上的基层政权变革实现了80%以上的参选率，被认为是“实行了真正民主政治”[29] ，成功地将广大农民纳入了现代的政治生活。然而在《夜》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何华明对于选举的热切憧憬——对于一个乡指导员（支部书记）来说，选举变成了一种困扰，它突如其来的侵入了何华明的生活世界。于是有些讽刺的是，当何华明孜孜以求革命的原初冲动时，那个扮演了压抑者角色的却是大众政治的激情。“他自己是个什么呢，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住过学，不识字，他连儿子都没有一个，而现在他做了乡的指导员，他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第一要发扬民主才能抗战胜利；第二，三三制就是……’”[30] 小说结尾突如其来的温暖与甜适，似乎意在传达某种投身公共政治的幸福。然而这一转换显然有些尴尬，何华明在思考政治工作的同时，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连儿子都没有一个”。
    小说在这里无疑遇到了困境。个体生产的受阻与革命的大众动力学发生了冲突，如果说革命滚滚向前的流动也可能隐藏了更为基本的静止（immobility）[31] ，那么这篇小说是否意在传达对于革命政治的某种隐忧？抑或暴露出了革命者自身在政治想象上的匮乏？如何破解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分裂与含混，或许还需要回到现实的政治语境中。1943年，一份政府决议对当时行政干部的成分作出了如下分析：
    90%的区乡干部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他们是紧密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但总的来说他们文化太低，因此独立工作能力有限。况且乡村和家庭观念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进取心。
    县级干部多数情况下同样具有工人和农民背景（特别是农民）。40%受过中小学教育；80%拥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由此而成为边区政府干部，但他们理论水平低，文化不高，不可避免思想狭窄，经常不能适应新的复杂情况（即统一战线）。
    在边区级，70%的干部自战争以来参加过青年知识分子活动。他们有学习的动力与愿望，但缺少工作和实践经验。[32]
    何华明就是这些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干部中的一员。这些人大多是文盲，缺少行政管理的专业技术，主要是凭着他们对地方状况的熟悉和一种个人的责任感来处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这些农民干部又往往因为忙于工作而或多或少地脱离生产，有的则完全成为依靠供给制的“公家人”。在整风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对于“公家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好感。陈永发通过对抗战期间中共在华中、华东根据地的政治治理的研究发现，党和农民之间在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对未来的期待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33] 。在四十年代初期，由于并未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而主要采取的是减租减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鼓励了农村个体经营的经济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伦理标准、利益分配等都相对得到了维持，而农民与国家和政党所带来的“政治生活”之间仍或多或少存在着隔膜。加上整风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在农村展开的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脱离了农民生活的实际需求，一味的灌输政治话语，或强迫农民学习与日常生活无关的文化知识，也使农民们对“公家”没有很大的兴趣。甚至有不少农民不愿自己的子女进学校念书，因为他们觉得学校是官办的，“念书是替公家念”，“怕自己的娃念了书成了公家人”[34] 。此外，由于在农村担任干部的大多是富农和中农，他们有钱请得起雇工，不怕为了行政工作而耽误生产，这也造成了农民与干部之间的隔阂[35] 。因此1942年的整风运动才作出规定，“除了极少数最高级领导同志以外，都不要脱离生产，不要和党政机关人员生活在一起，使群众看作是‘公家人’”[36] 。
    何华明的乡指导员身份虽然还没被纳入“公家人”的体制，但在很多时候需要承担起乡长的职责，后者是乡政府一级中唯一的“公家人”[37] 。这种身份的特殊性意味着何华明并没有完全脱离生产，但同时又要更多地顾及公务，他不得不在私与公、农民与干部所要求的两种生活方式之间进行转换和取舍。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教育没能充分意识到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差异，普遍偏重于政治训练，照搬政治术语而不顾及与生产生活的结合，这也使得新成长起来的农民干部难以真正理解革命政治究竟为何物[38] 。
    如果说何华明所经历的是从农民到干部的身份转变，那么丁玲则正在努力地从一名文学家跻身于“公家人”的队伍。丁玲到了陕北之后，先是被委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主要处理部队的后勤事务以及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对此丁玲显然并不擅长[39] 。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又承担起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的领导组织工作，开赴前线进行演出、宣传。对行政工作并不感兴趣，甚至心里很懊丧，“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适宜的。加之我对于这些事不特没有经验，简直没有兴趣，什么演戏、唱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炭，……但是我仍旧被说服了，拿了大的勇气把责任扔上肩头……”[40] 。尽管不愿意，丁玲仍然强迫自己“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41] 。在西战团的丁玲，着军装，束皮带，打绑腿，穿草鞋，披着日本的黄呢军大衣，一点都不像个女知识分子[42] 。丁玲开始学习管理团员，尝试创作剧本，甚至亲自上台演戏，除此之外还常常要和地方上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成了一个打杂的人”[43] 。
    丁玲初到陕北时，想当红军正是她原初的冲动，她憧憬着前线的战斗生活，以使自己摆脱作为文学家的无力感。然而军旅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新鲜刺激，“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44] ，看着团员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代、青春，全付予了这一个村子，那一个村子的夜戏”[45] ，丁玲不免也感到懊丧。乏味的工作与青春的激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文小姐”到“武将军”，恰恰暴露出一种身份位置的尴尬：“文学”毫无用武之地。
    1940—1943年间，丁玲卷入了严苛的政治审查与人事斗争中，再加上繁琐的行政事务，只能使她感到周遭的“阴沉和絮聒”。她曾经希望萧红能来延安，因为“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指萧红）能更健康些”[46] 。然而丁玲慢慢发现，戎马倥偬的军队生活与狂飙突进的革命斗争其实并非政治的常态，所谓“较远大的”，往往是由“日常琐碎”堆积而成。到陕北三年多后，丁玲感慨道，“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47] 。“政治”不再是高悬的抽象理想，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变成了平凡的生活状态。个体的政治理想与自律性已经不足以承担起革命主体的想象。这种视域的落差更直接的体现在陆萍身上。《在医院中》这篇小说里，热情和能力被描述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气质。陆萍是一个“热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她的热情不仅表现在浪漫的文学气质和敏感细腻的情感体验，更表现在对政治理想的追随——甚至具有了某种政治功利主义的倾向。她不愿浪费“没有报酬的感情”，目标明确，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充分的规划，“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与陆萍格格不入的，是其他人安于现状的平庸，这种平庸并不是专业技术的精进所能弥补的，而是缺乏像陆萍那种在政治上的积极性。丁玲对于陆萍无疑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在陆萍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那种“飞蛾扑火”的热情，但她也意识到，“公家人”这一新的政治身份更多的要求着服从、适应与重复。
    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曾经这样记录延安青年人的工作状态：“青年人都忙于把时间应付一个号召又一个号召，没有把时间用在一个有体系的有计划的学习和工作上，而且他们经常被调来调去，很少有固定的工作，结果人人都有变成一般化的危险”[48] 。对于那些抱着革命理想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们来说，“变成一般化”的危险是令人恐惧的，但却又是必需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在研究陕甘宁边区农村干部问题时曾经指出，虽然边区的党组织对于农村干部的个人品行有所要求，但实际上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这些干部的组织、办事能力[49] 。而《在医院中》结尾那个没有脚的人正是以同样的逻辑开导陆萍：
    “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50]
    “变成一般化”，不仅是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对于革命而言。延安不仅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圣地”，更是一个实践新型政治关系的模型，即“抗战”和“建国”并举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在延安，除了轰轰烈烈的民众动员运动，更需要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基层政权组织，“把军事斗争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渗透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家庭甚至每个个人”[51] 。因此，何华明和陆萍这样的“公家人”就成为政权与个体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种中介，他们必须“既全面地熟悉当地情况而又有能力从总体上把握各种政策的分寸”[52] ，从而保证政令的上传下达。这要求他们更为具体地适应于“一般化”的生活，实现一种“政治”到“行政”的革命方式的转变。
    四、文学、政治与生活——从奇观到庸常
    1930年代初，有位读者在给丁玲的信中对她的革命观提出了批评：
    我觉得你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认识；你总是把这件事看成了不起，奇迹的事情。其实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自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无形中就抓住了这一大群，他们也不过平平常常，也不过平平常常来作他应该作的事情。[53]
    的确，丁玲笔下的人物总是在渴望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如其自己所说，她习惯于英雄主义的叙事。而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意味着，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颠覆生活的常态，因而它只能是一种奇观化的突变。无论是表现农民阶级的《水》，还是表现工人阶级的《奔》、《消息》，丁玲都沉溺于这种奇观化的革命想象中。这些小说深受“革命的都市动力学”的影响，崇尚大众的“伟力”，力图展现一种“暴风骤雨”似的美学。它们往往以意象化的方式去描写“阶级”，通过零散的感觉经验去拼贴出一种革命的氛围。因此充满吊诡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一面高举着社会性、大众化的旗帜，但另一面却否认了文学与日常生活发生关联的可能，实际上同其对手一样，仍然没有看到文学作为一种再现方式之于政治的意义。
    早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鲁迅就看到，“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54] 。所谓的“没有闲空”，其实是“没有必要”，正如“革命加恋爱”小说所意指的那样，文学、恋爱、情感，这些都被认为是软弱与平庸而被排斥于政治活动之外。在《韦护》中，历史的意志其实并没有成功化解韦护的焦虑，因为无法得到叙事逻辑上的支持，丁玲不得不诉诸于长篇的独白为韦护的离去辩护。韦护战胜了文学的自我/异己而出走，然而他的出走却难以使我们预见到他与大众建立起政治关系的可能，所谓的“出走”因此也失去了指向目标的行动性。更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一时期的丁玲，却是终日待在家里写作、带小孩，用她自己的话说，“也频在前进，我在爬”[55] 。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反差，撕开了这些小说中矛盾化解的表象。当丁玲反复书写着“走出家门”的主题时，也意味着她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在文学、生活与政治三者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丁玲不止一次表达过这种失望，比起同志们的政治活动，她却只能写小说、编杂志，“我说我要写文章，我要到工人那里去，农民那里去。可上海我能到哪里去呢？我能到工厂去嘛？我不能到工厂去。哪里也去不了。”[56]
    鲁迅在“左联”成立后写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曾经指出：“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现又消沈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57] 。鲁迅对于“左联”的有所保留，正是因为看到由文学而政治的缺乏转换，结果只能沦于空喊，表面看起来充斥着政治的热情，实际上却缺乏政治的行动力。冯雪峰在后来回忆“左联”的工作时曾说，“我们简直把左联当作‘半政党’的团体，而在组织上就自自然然地走上了关门主义的错误”[58] 。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家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活动越来越趋向政党化，一味地憧憬抽象的“韦护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韦伯所批评的“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59] 。
    左翼文学对于纯粹政治人格的追求，正如何华明对于真实的激情，结果只是指向了自身，并未迎来主体的成形。事实上，对于何华明来说，令其痛苦的不是公私生活的难以兼顾，也不是欲望的无法满足，而恰恰是政治生活的 “一般化”使其无法明确地回答自己到底要什么。《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相较于选举，更具有主体成长标志性的事件其实是“入党”。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入党志愿中写到：“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60] 。从自然的个体迈向组织化的阶级，“党性”唤起的是理想、忠诚、热情，严格的组织纪律在抽象的政治生活中反而催生了个体高度的自我认知。如同朝向佛面的韦陀菩萨，只见佛的笑容，不见“纷扰的尘世与罪恶的人间”[61] ，以“不见”才能施发最大威严，行护法之大义。这是丁玲的理想，也是瞿秋白等一代左翼知识分子对于革命政治的想象。然而如果他们开始面向人间，如何在芸芸众生的现实与罪恶中继续守护心中的那个“绝对命令”？又如何放下威严而真正做一颗螺丝钉？正如齐泽克所说，“20世纪的‘对实在界的激情’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对实在界的激情’；它的问题在于，它是一种虚假的激情，它对隐藏在表象之后的实在界的冷酷追寻，是旨在避免面对实在界的终极策略。”[62] 如何在妻子想要的“安适的生活”与何华明所抗拒的“一般化”之间求得平衡，不只是丁玲的困惑，也是革命政治所面临的难题。对于丁玲们来说，革命对于日常生活的介入，充满了陷于平庸琐碎的危险，不知不觉中，革命从奇观变成了一种庸常。
    当暴力性的变革逐渐被日常生活的治理所取代时，一方面需要展开大量微末的事务性工作，同时又仍需借助生产的激情来保持革命的宏大想象；既要通过民主选举等方式实践大众政治的模型，又要防止革命变为静止的结构化的危险——正如何华明所厌倦的那种失去了创造力的政治。因此我们会看到，1940年代的延安政治呈现出一种运动的反复，它不断在终极目标与现实目的之间，在战斗与治理之间，在政治与行政之间进行调适。毛泽东曾经在《实践论》中批评“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63] 。谢觉哉也认为，事务主义是想的障碍：东拉拉，西扯扯，从早忙到晚，劳作时间侵占了想的时间，看来做了不少的事，实则事事象乱麻，“日计有余，月计不足”，正是因为缺乏思想的时间[64] 。不过，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革命家务”的口号则发挥了显著的动员作用。这一提法将宏大的革命运动表述为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赋予了经验性事务以革命的合法性。劳动的激情沟通了私与公之间的隔阂，重新形塑了生产生活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系。当“革命”可以和“家务”相提并论时，或许何华明的困扰也将迎刃而解。1944年10 月初，英国记者斯坦因和美国记者爱金生采访了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后不禁惊叹：一个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竟变成一个关心大众利益的人了。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政治专门家”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65] 。政治家不再是孤独的韦护，而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分子，他们将在革命与大众之间承担起中介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庸常恰恰生产出了真实的激情。丁玲后来在回忆警卫部和西战团的经历时就表达出了完全不同的感情，她说：“这一个月，尽管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但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我在搞土改工作时，就是按照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去了解人开始的。这时我在感情上开始了很大的变化”[66] 。这种情感上的变化对她参加土改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不再只是历史变革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地参加行政工作，如帮助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这些琐细的工作让她深刻的体会到政策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土改中什么样的人算富农？怎么算？怎么不算？”，结果“土改结尾，分地分房，村里哪块地是水地还是旱地，那栋房是几间，是好是坏，她比村干部还清楚”[67] 。 何华明对于政治工作的陌生感，在这部小说中已经被一种充沛的情感力量所化解，也就是丁玲一再提及的熟悉感：
    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幼小时所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我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哪些优点或几点优点才去爱他们，而是因为我老早就爱了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如何的具有他们特有的优点的。甚至对他们的缺点，我也带着最大的宽容。[68]
    从奇观到庸常的革命想象，释放了丁玲们对于个体责任的焦虑，使他们在文学、生活与政治之间找到了某种沟通的方式。在整风运动中，诗人艾青对于文艺的一番论述更清晰的阐明了这种认知方式的转变:“文艺不只是从每个突发事件中，用直接的方法去刺戟群众心理的东西（这种刺戟是不经久的）。文艺必须比这些东西更富有深沉的感化的力量——所谓潜移默化的作用。文艺必须比这些东西更适合于普遍的要求，更能持久，因而必须比这些东西更需要冷静和客观。”[69] 这里所说的“冷静和客观”，迥异于早期左翼文艺所推崇的“生命的伟力”，不再是剑拔弩张，而是指向生活常态的积淀。不过，政治与生活之间并非总是和谐，激进政治需要不断地打破生活的常态，通过对其进行重塑以防止堕入庸常。拒绝被生活同化的冲动仍然存在，结果反而有可能又形成新的表象。这也是为何我们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然看到了许多不安的因素，诸如“革命加恋爱”矛盾的复现，以及总是带着莫名愁绪的黑妮，或许这些不安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延安文学与政治的起点。 
    注释：
    [1]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原载《中国作家》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8页
    [2] 同1，第291页
    [3]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抗战文艺》第9卷第5、6期合刊，1944年12月，转引自《丁玲研究资料》，第290页
    [4] 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5]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
    [6]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8页
    [7] 同6，第258页
    [8] 同6，第255页
    [9] 同6，第260页
    [10] 丁玲：《我是人民的女儿》，《丁玲全集》（第八卷），第308页
    [11]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七卷），第16页
    [12] 何丹仁（冯雪峰）：《论新的小说的诞生》，原载《北斗》1932年2卷2期，转引自《丁玲研究资料》，第251页
    [13]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丁玲全集》（第五卷），第135页
    [14] 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丁玲全集》（第五卷），第267页，
    [15]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六卷），第58页
    [16] 同15，第50页
    [17] 相关研究可参见贺桂梅《性/ 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 + 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18] 同6，第256页
    [19] 同6，第260页
    [20]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721页
    [21] 同6，第256页
    [22] 同6，第257页
    [23]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24] 同6，第256页
    [25] 同6，第256页
    [26] 同6，第257页
    [27]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8] 同27，第3页
    [29] 谢觉哉，《民主政治是救人民的，反民主政治是断送人民的》，转引自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编：《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30] 同6，第260页
    [31] 同27，第3页
    [32] 【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5-146页
    [33] Yund-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162
    [34]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280 页
    [35] 张闻天：《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8页
    [36]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302页
    [37] 《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14-116页
    [38] 针对这种偏差，1944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在《关于冬季区乡干部训练问题的指示》中就指出：“训练方针必须彻底纠正过去那种搬书本子的及缺乏群众观点的教条主义与包办方式，而应该使政策思想的原则教育与检讨工作及计划工作的具体内容结合起来……不能拿空洞的原则的条文去做教材”。转引自张国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66页
    [39] 陈明：《丁玲、延安、<讲话>与我——陈明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5期
    [40] 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丁玲全集》（第五卷），第47页
    [41] 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附：日记一页）》，《丁玲全集》（第五卷），第47页
    [42] 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05页
    [43] 丁玲：《<河内一郎>后记》，《丁玲全集》（第九卷），第31页
    [44] 丁玲：《序<到前线去>》，《丁玲全集》（第九卷），第103页
    [45] 丁玲：《<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丁玲全集》（第九卷），第305页
    [46]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丁玲全集》（第五卷），第136页
    [47] 丁玲：《我是怎样来陕北的》，《丁玲全集》（第五卷），第130页
    [48]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陈学昭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49] Joseph W. Esherick ,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0.Dec.1994
    [50] 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四卷），第253页
    [51] 同32，第46页
    [52] 同32，第213页
    [53] 耶林：《写给丁玲的四封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5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1927年6月20日，《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
    [55]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九卷），第70页
    [56]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六卷），第269页
    [57] 鲁迅：《致曹靖华》，1930年9月20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58] 冯雪峰：《回忆鲁迅》，《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7页
    [59] 【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5页
    [60] 同15，第53页
    [61] 丁玲，《韦护精神》，《丁玲全集》（第八卷），第91页
    [62] 同27，25页
    [63]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64]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1页
    [6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7页
    [66] 丁玲：《序<到前线去>》，《丁玲全集》（第九卷），第103页
    [67] 同39
    [68] 丁玲：《一点经验》，《丁玲全集》（第七卷），第417页
    [69] 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