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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科学小说”这一名称，并赋予了科学小说“以科学思想影响中国学术、政治及哲学文化”等方面的使命。把科学小说视为“科学救国”的文学实践，彼时不少具有维新思想的文人怀着高涨的热情投入其中，或以进化论为基础，展开面向未来的乌托邦想象，或以鲁迅所言的“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为目标，为大众读者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如何向依旧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普通民众讲述与他们日常生活太过遥远的科学器具及应用原理，帮助他们完成对西方科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从排斥到接受的态度转变，这对晚清文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不仅因为民众与科学之间的鸿沟，还因为文人自己也鲜有能够拥有足够完备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无论从自身知识条件还是读者的接受度来说，返回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找寻可对接的想象资源，都是一条佳径。 志怪神魔小说的文化经验 志怪神魔小说中的想象谱系与文化经验，是晚清科学小说家为理解西方科技器物形象寻找到的第一类传统资源。侠人在《小说丛话》里把《镜花缘》《荡寇志》《西游记》等志怪神魔小说视作中国科学小说的源流，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小说家的认同。有人将汽车和铁轨比作戴宗的神行法，把海底旅行和地底旅行比作土行孙的遁形法，还有人把《西游记》看成与近世科学“最有关系”的小说，认为“西人所制之物，多有与之暗合矣。如电话机之为顺风耳，望远镜之为千里眼，脚踏车之为风火轮之类”，只是因为“后人不竞，科学不明，故不能一一见诸实事耳”。 正因为西方现代科技有了溯源中国想象谱系的可能，所以进入科学小说的想象力也就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科学的束缚，变得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如《月球殖民地》中，法螺先生灵魂可以出窍，“几如炮弹之脱口飞向天空”；《女娲石》里，脑子可以拿出来清洗，以荡涤思想上的污垢。更不用提《生生袋》里毫无解剖学依据的人脑臆想、《秘密室》里如同巫术般的催眠了。更糟糕的是，当这种嫁接了神怪叙事传统，缺乏严谨科学事实的创作与商业化文学时代潮流结合，往往就会异化为借科学名义证明神道鬼怪之不诬的猎奇故事，满足了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却戕害了尚未萌芽的科学精神。这引起了鲁迅等启蒙精英的强烈批判，他斥责这些“好讲鬼话的人”“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古典诗学修辞的借鉴运用 相形之下，另一种借鉴传统的做法可取得多，就是将“赋比兴”中的“比”这一古典诗学修辞手法运用到科学小说中。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指的是作为喻体的事物要切合客观事物特征，方可揭示事物所喻的意理。余冠英赞叹汉乐府寓言体歌辞“极活泼的想象力”，就在于诗歌采用了“枯鱼作书”这样的比喻手法。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妖、花、木、鱼、虫等物的拟人书写，被鲁迅评价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当这一手法被运用到科学小说中时，令人读之“辄欲睡去”的枯燥读物便有了别具特色的生动之处。拟人是最常用的，如《病菌大会议》里，所有的病菌都被拟人化了：“满脸都是麻子”的麻疹君、“面目发赤宛似戏剧中装扮的关云长赵匡胤一般”的猩红热、“风流放诞常在花柳场中”的梅毒先生和淋病先生等。 再如《元素大会》中的化学元素也被拟人化：“衣冠皓洁，形容光焰，常左右驰走于四隅，与人周旋”的“青年”水银，品性恶劣、让“金属派中人尤畏之如虎”的“莽汉”硫化水素。用人的外形写病菌、化学元素，把病菌、化学元素这些陌生的科学事物拟人化处理，既自然活泼又形象生动，让读者很快就熟悉了它们的特性。类似的还有《蚊之友爱》《鸟类之化妆》等。或许这样的创作对小说家的科学素养和古典文学修养两方面要求都比较高，因此数量并不多。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对文言文等文化主张的影响下，上述从传统中找寻文化精神资源，帮助完成科学器物的描述性想象的科学小说深受影响，创作量大为减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