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故去。4月10日，又惊悉耿昇先生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耿昇先生为我国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译著等身，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做出巨大学术贡献。耿先生与谢和耐教授可谓故交，谢和耐重要的汉学著作均由耿先生翻译出版，而且亲自撰写中文版序言。在耿先生的影响下，谢教授的著作大都免费授予了中文版权。人事难料，令人唏嘘。
    与谢、耿两位前辈相知，缘于我编辑《中国与基督教》一书，著者谢和耐教授自是无法相见，与译者耿昇先生却有数面之缘。时间大约从2012年初开始。拜读完译稿后，有一些疑问，便与耿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并相约到社科院历史所拜访。未料一个周二的上午，办公室进来一位老者，个头不高，肤色稍黑，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请问是杜编辑吧，我是耿昇。”作为晚辈，实在失礼，急忙让座倒茶，但均被谢绝，直接就书稿中的一些问题开始讲解。先生不急不躁，并坦然接受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此前我删除了前言中感谢编辑的几句话，耿先生坚持再次加上。谦逊、爽直、敦厚，是先生留给我的初次印象。
    耿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作者，从最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乐西传法兰西》到《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与商务的缘分也有几十年了，与不少编辑都相知甚厚。原来其他编辑请教书稿中一些问题，也是耿先生亲自到商务来，即便已经约好登门拜访他，次次他都不期而至。每当告知其著作出版后，他很快就取走了样书，但对稿酬却不怎么上心。如今，阴阳两隔，怎不悲切！
    先生视晚辈如亲人，关心爱护后学。耿先生爱书，但对于志同者从不吝啬，我想其用意是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后继有人。仍记得拿到刚出版的样书时，先生像怀抱自己的孩子，不停说些感激的话。后来还专门送来刚出版的另一本书以示谢意。与耿先生交往更久的另一位编辑说，耿先生送给她的书已有几十本了，还邀请她多次参加他组织的相关学术会议。2015年，得知我编辑过西域研究方面的书籍，并对中外交流史颇有兴趣后，他特意邀请我参加在塔里木大学举办的“丝绸之路核心区高峰论坛”学术会议。遗憾的是，我因故未能成行。
    耿先生又不知从何处了解到我对阿拉伯史学家马苏第的著作情有独钟，某日把自己翻译的《黄金草原》相赠与我。先生还不无遗憾地说，《黄金草原》共有六卷，他只翻译了前两卷，阿拉伯史学家纳忠先生在书的前言里希望将该书全文译出，“这只是一种鞭策，自己能力有限，有生之年，剩余篇幅恐无法完成。”言语间露出一丝愧疚，令我印象深刻。不久耿先生又把他译的《中国的犹太人》推荐给我，希望版权到期后转到商务出版。可未及签约，先生已远去。
    回忆起与耿先生的交往，每次见面，谈的无不是治学和学术。尽管我对先生研究的领域是门外汉，更多是聆听，但自觉受益颇多，知识之外，最重要的是钦佩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堪称“豪华”。他致力于中外关系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达30年，涵盖西域史、丝绸之路史、藏学、敦煌学、阿拉伯—伊斯兰史及法国汉学史等诸多学问，译著70多部，论著1部，论文100多篇，译文200多篇。如果按字数计，即达数千万。还有几部译稿尚待出版。
    如果按正常翻译速度计算，这样的工作量需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人称他为“译坛骁将”，并非不实之词。但我想，仅仅凭借才智和勤奋恐无法取得如此成就，对先生来说学术即是生命。他曾说过，他真正的人生，正是从学术和翻译开始。
    说耿先生是书痴，一定不为过。他曾说，若论家中藏书，他算得上“最富有者”之列，虽未及“万卷”，但数千卷总是有的。每次见到先生，他的衣着总是朴素的深色，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手里还拿着一个双肩包，里面满满的都是书，他每次必去涵芬楼书店，且必有收获。毕竟七十左右的人了，我们要送他，都被他坚决拒绝，转完书店，肩背手提，乘车回家。今日想来，或许是先生故作坚强，不肯麻烦别人；或许是满满的图书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耿先生著作等身，获得中外诸多荣誉，都是对他学术人生的褒奖。可是他在七十周岁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却写道，“回首往事，虽然并未因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感到痛心，却也为自己走过的许多弯路和造成的许多败笔而抱憾终生”。读至此，泪盈于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