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出生在重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新一波科幻小说的热潮，我从《少年科学》《科学画报》等上面读到了许多这样的小说。
    受此影响，我1982年开始科幻创作，当时是参加中学的一个全国性的科幻征文比赛。我写的那篇文章是反映中华民族用飞船把一个大熊猫送上月球。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故事，但老师认为这样写可以冲到全国——结果也没有。
    但我获得了奖励，是几本图书，包括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和威尔斯的《世界大战》。这是世界名著，我看得如痴如醉。
    我在1985年写了一篇科幻小说《第一句话》，这回是写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中国航天员（而不是大熊猫），他是去向宇宙推销“中国制造”的。我把它邮寄到《科幻世界》杂志，结果刊登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说。
    1988年夏天，我在大学宿舍，用两天时间写了中篇科幻《宇宙墓碑》。我想象未来的宇宙中，人类最了不起的功绩，便是在每一个星球上修筑宏伟的坟墓。我再次把小说投给《科幻世界》，却被退稿了。后来，我请台湾来的吕应钟先生看一看。他把手稿带到宝岛，交到张系国主办的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结果获得了首奖。这是1991年的事情。
    这一年，《科幻世界》的主编谭楷给我的学校写信，恳请校长资助我来成都，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校长齐民友是位数学家，指示学校拨款400元，贫穷的我始得成行。于是，我有机会接触到了中国和世界的顶尖科幻大家，视野从此变得开阔。除了谭楷，《科幻世界》的编辑杨潇、阿来、秦莉和姚海军，都成了我人生中不可替代的伟大人物。
    1996年，我去美国，回国后，写了《二零六六年之西行漫记》（又名《火星照耀美国》）。书中，我预言纽约世贸双塔要被恐怖分子炸掉，美国将发生金融危机和种族骚乱，而中国将在21世纪中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在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后，该书于2000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很长时期，我的书难以出版，或因为题材敏感，或因为缺乏市场。这里面包括描写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红色海洋》。它最后由于上海科普出版社的编辑李重民先生的坚持，才于2004年得以面世。
    我得到了科幻爱好者的帮助。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出版我的书。在果壳网姬十三、姬少亭以及世纪文景杨越江等人的帮助下，我的《地铁》等书在2010年后陆续出版。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于晨等人，我的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也出版了。其中，《驱魔》获得2017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长篇小说金奖和电影改编的金奖。
    这说明科幻的情况在一天天变好，从艰难走向顺畅，从小众走向大众。某种程度上，这要得益于刘慈欣《三体》的带动，也反映出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科幻这一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副产品，更多地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科幻是跟时代贴得比较紧密的，体现了这个科技主导下的世界的“时代性”。
    不过，科幻仍然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学，甚至在不少人看来，还谈不上文学。科幻迷只是一个亚文化的圈子，他们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自己的审美观。他们会傻傻地看星空，而在人情世故面前表现笨拙。但置身这个圈子，便有一种忘我的快乐，好像拥有了另一个世界。
    有人把科幻作者和科幻迷描述为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也是相对的。有时，我们觉得走得太远了，都到宇宙边缘了，便把自己拉回来，“科幻现实主义”便是最近流行的口号，它呼吁科幻能更多展现我们当下的欢乐和痛苦，成为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现在，科幻的热度在不断上升，科幻也有些商业化了。但是，在整个科幻界，热爱仍然是第一位的。有很多科幻作者，觉得写作首先是为了给自己看，是要让自己“嗨”，是享受想象力的盛宴。如今，跟30年前一样，这么大的中国，仍然只有一家科幻杂志即《科幻世界》。显然，作品发不发表，有时也不是那么重要。思想实验一下亿万群星照耀下的人心变幻的无尽可能性，似乎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