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裂变中国三部曲”凸显了叶炜的雄心壮志，体现着叶炜糅合传统的精英文学与时尚的网络文学的另一种创作形式的探索。这种探索，体现在散点透视的题材选择上，体现在从社会文化批判到道德关怀的文化立场转变上，体现在不同的审美风格与相同的叙事张力上。可喜的是，在探索中，他的语体风格成熟了。
    [关键词] 叶炜；题材；批判；语体意识
    从2000年到2015年，叶炜用15年时间完成了由《富矿》《后土》《福地》组成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这期间，及其稍后，他还创作了由《山西煤老板：黑金帝国的陨落》（2010年，以下简称《山》）、《糖果美不美》（2011年，下文简称《糖》）和《贵人》（2016年，下文简称《贵》）构成的“裂变中国三部曲”。前者，较为全面地书写了苏北鲁南的百年乡村剧变，也是乡土中国百年来的命运沧桑，老万，甚至可以说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地主形象。叶炜说，这是“为自己的写作，让写作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有一个较为富足的文学生活。”后者，叶炜说：“可以归入浅层次的追求阅读快感的欲望化写作，在写作中更多地是考虑到了他人，可以说是为读者、为编辑的写作”，[1]甚至，2015年9月10日在接受《现代快报》多媒体数字版记者刘磊采访的时候，他说：《山西煤老板：黑金帝国的陨落》“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是叶炜在自谦，并不符合事实。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裂变中国三部曲”看作一个整体，然后在一种整体的和发展的视野之下观察，会发现，与“乡土中国三部曲”体现的恒定的精英文学创作品格不同，“裂变中国三部曲”体现出叶炜努力糅合传统精英文学与时尚的网络文学创作形式，进而创造另一种创作形式的探索。这种探索，表现在题材选择、文化立场与批判向度、审美风格等方面。
    一、散点透视的题材选择
    “裂变中国三部曲”的题材选择，与传统意义上的三部曲创作有所不同。习见的三部曲创作往往是作者在某一题材领域进行不同深度或意义向度的精神挖掘，或按照人物的命运轨迹进行纵向的意义掘进。叶炜则采用了类似中国古典绘画的“散点”透视法，将他认为有意义深度或读者看点的社会题材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之中。三个文本，起码表面看来各自独立，互无关联。因此，可以说，“裂变中国三部曲”是以题材横向连缀的方式表现了反映生活的广度。
    《山》揭露了“煤矿整改”中私营煤矿的钻营与挣扎，展示了山西煤老板的真实生活。主人公王大力白手起家，靠承包煤矿发迹。作为私营煤矿主，他拉拢腐蚀国家干部，进行权钱交易，结交孙县长和王秘书；作为男人，他进行权色交易，以一千万筹码拿下央视当红主持人，包养女大学生；作为矿主，他丧心病狂，毫无法律底线和伦理底线，为隐瞒塌方事实，竟秘密火化遇难矿工尸体，指使保安引诱死去矿工的妻子，炸死郎当村村长张大头……它所揭示的丑恶，触目惊心，甚至带有一种极致性，远远突破了伦理和法律的底线。多行不义必自毙。王大力对他人丧失人性，自身也遭受着人性丧失后的嘲弄：他的私生子和他的情人乱伦；他的两个女儿同时爱上了王秘书的儿子。对此，他无力改变，只能接受。可见，他的内心深处，既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空间，也没有羞愧和忏悔的地盘。“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2]对人性之恶的揭示，正是《山》的深刻之所在。
    《糖》描绘大学生毕业前后，在校园与社会交叉地带的求职与爱情，书写两代人的爱恨情仇。大学生赵兰亭和女友夏晴做校外兼职，却无意中卷入一场因父辈情债而导致的阴谋之中。夏晴被假装瘫痪的富二代江楚楚聘为陪护，而江楚楚的真正意图是陷害赵兰亭，因为赵兰亭是她父亲江上风的私生子。为了不让父亲的财产落入赵兰亭手中，江楚楚利用夏晴，陷害了赵兰亭，使之面临法律的制裁。而事实是，江楚楚是她母亲出轨生下的私生女，也就是说，她并不是江上风的亲生女，她母亲才是真正的第三者……这一切江上风早已知晓。最终，江楚楚被爱感化，在经历了精神的洗礼后走出了心灵的阴霾；赵兰亭如愿进入了父亲的地产公司，曾犯下大错的夏晴则因车祸而去世。在校园与社会的交叉地带，在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所构成的意义世界的转换中，叶炜表达了一种关于梦想、浪漫、误解与奇遇的意义世界。
    《贵》再现都市白领女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揭示职场的阴谋与倾轧。主人公唐果果是报社一名记者，能力出众，又聪慧懂事，因同事嫉妒和争权夺利，QQ空间里的私密日志被两度曝光。她与上司任平生的爱情也卷入了一场高层的权力争夺之中，为了爱人她不得不选择牺牲自己。最后任平生成功继任报社高官，唐果果也顺利复出。叶炜笔下的白领世界，没有了传统精英文学知识分子题材的宏大命题，而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习已成性的诱惑、倾轧与陷害，当然也有爱情、梦想与奋斗。
    题材的差异，形成了三个文本不同的审美特征：《山》的揭露性与批判深度，《糖》的时尚性与青春印迹，《贵》的都市性与女性色彩（当然，作为男性作家而言，叶炜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是文本意义的）。这使《山》了具有某种意义的深度模式和强烈的现实指涉性，使《糖》成为了文化消费色彩较浓的时尚性读本，也使《贵》具有了明显的文本实验色彩。
    尽管文本题材不同，但在选材上，“裂变中国三部曲”还是体现了某种共性，即选材的焦点效应。所谓焦点效应，就是作家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选择那些被读者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为题材。“裂变中国三部曲”即是如此。《山》暗合了民众革除痼疾的社会心理和人们内心那种抑恶扬善的集体无意识，也迎合了反腐败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糖》以校园、青春题材，让刚刚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倍感生存焦虑的青年人在想象的文学世界中重获一种温暖和诗意。《贵》的理想读者更为广泛：正在崛起的广大中产阶层、小资、在校学生……都可能成为《贵》的阅读群体。强烈的焦点效应使叶炜极力捕捉、追踪那些他认为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社会题材，而不愿对某一生活领域进行持续的思考和把握。但社会越来越多元，什么样的阅读群体会成为自己作品的忠实读者，对作家的期待视野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或许为了寻找和抓住不同的阅读群体，叶炜才尝试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题材。其中，焦点效应最为突出的《山》，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真正意义的社会聚焦，它在社会问题小说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人性的丑恶与扭曲，并表现这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让人看到了当代社会华美外衣下的丑陋一隅。
    二、文化立场与批判向度
    叶炜有思想，善于穿透生活表象抵达深处。“裂变”是叶炜对生活的一贯认知，是他观照社会的思考基点。“三部曲”散点透视社会生活，但在每部作品中，他都试图将感性的生活版块上升为理性的文化凝思。可喜的是，虽然他自己并不十分认可这“三部曲”，但他的目的实现了：三部作品在文本层面皆很好地诠释了他的“裂变”概念，或者说，“裂变”就是“三部曲”——尤其是《山》《贵》——所表现出来的意义结果。
    在《山》中，叶炜将山西私营煤矿主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所体现的文化形式称之为“黑金文化”。当煤炭——也就是“黑金”——巨大的经济利益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便成为了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文化力量，蛮横地摧毁了社会秩序、道德伦理、人性与良知。主人公王大力压榨工人、越界开采、私自火化十一名矿工尸体，因“黑金”发迹，又因“黑金文化”而泯灭了人性，正如书中所写：“灵魂，对于大多数煤老板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奢侈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大力就是“黑金文化”的生命式符码，体现了一种完全被异化的、恶魔般的文化性格。也就是说，“黑金文化”与王大力的生命形式构成了一种互文性，通过王大力的悲剧性堕落，叶炜发出了对生存环境——当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深切忧思。
    而《贵》则聚焦于当代都市职场，聚焦于单位政治文化。小说中各色人物的职场遭遇构成单位政治文化的生动图谱：在升职竞争中遭两次陷害的唐果果，年轻漂亮、心思缜密的苏娜，好色成性、利用科技入侵他人QQ空间的杨松，因撞破上司奸情被炒鱿鱼却又华丽转身的紫苓、因得罪人被降职的林絮……记恨、敌视、心机与权谋成为他们搏杀职场的利器。职场，既是人们在当代都市中最重要的生存场所，也是展现当代人生命形式与生存状态的典型场所，体现着当代人的爱恨情仇，凝聚着当代都市的诸多文化症候。其中，福柯意义上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成为决定力量。在它面前，主体显得渺小而脆弱，职场即是生死场。不过，在文本中，职场成了主人公唐果果实现爱情与人生梦想的地方。很明显，叶炜将深刻的东西浪漫化了。
    不论是山西私营煤矿，还是当下都市职场，叶炜都被赋予了一种堕落与罪恶的文化气息，并进行了色彩学维度的形象凝练，称之为“黑色”。在《山》中，他将煤炭称之为“黑金”，与之相生的文化称之为“黑金文化”，“黑”称为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存在。故事发生的环境时黑的：“矿区周围到处都是黑灰色，房顶、栏杆、车上、道路两旁，都是煤灰。”“路边的庄稼地更是灰黑一片，所有的庄稼都披上了一层黑衣。”
    环境黑，人也自然就黑了。“在这个地方呆上一天，伸出手来都是黑乎乎的。”“住在这里的人，一大早打开窗户就闻得到刺鼻的煤烟味。”“有一家医院曾经解剖过一位矿工的尸体，他的心肺几乎都是黑色的，那黑色绝不是劣质烟叶所致，而是煤灰煤尘。”
    比这更可怕的是人心也黑了，黑得甚至不能称之为人心了。以前只知道有黑心煤老板，他们“赚的是国家的钱，吃的是子孙的饭，吸的是工人的血”。竟然，还有让黑心煤老板感到心有余悸的黑心旷工：王老蒯在给王大力解释“不能要那些互相沾亲带故的人”的时候，讲了“旁边一个矿上”发生的一件事：他们录用了三个新矿工，其中两个说是堂兄弟；他们在一个工作面掘进的时候，故意制造死亡事故，砸死了弟弟，哥哥领取了几万块钱的赔偿金。“被砸死的”弟弟，是被那“领取赔偿金的”哥哥骗来打工的，根本不是什么堂兄弟。
    这里，“黑色”是叶炜对极具物象色彩的特定区域文化——也就是山西因煤矿而生的特色文化——的高度概括，是《山》的基本色调，具有一种地狱般的罪恶气息，它破坏了生态环境，吞噬了人心，扭曲了人性。
    在《贵》中，叶炜也将职场文化概括为一种黑色气质，作品写到，“我更加感到职场世界的黑暗可怕，呆呆地瞪着一双大眼睛，半天说不出话。”如果说《山》中的“黑金文化”表现为一种冷硬、血腥和赤裸裸的文化属性，而《贵》中的职场之黑则隐藏在都市日常工作的碎碎、温软与迷醉之中。“黑色”是叶炜对当下裂变时代文学思索的结晶，体现了叶炜对社会的拒绝与批判。裂变时代，实际就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断裂”时代。虽然无论是“裂变”，还是“断裂”，都不是指社会实体层面的分崩离析，而是指观念上的变化，即社会被认为是一个碎片化、个体性与差异性的存在形式。但在叶炜眼中，这种生活形态都意味着一种堕落和罪恶。
    文化思考背后，是批判向度的变化。《山》追踪当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煤矿整改热点，揭露煤老板的真实生活，体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和魄力，表达了对社会痼疾的深切忧思，批判力度最大。《糖》讲述的是一个由阴谋、财富、青春、爱情演绎的精彩故事，极具网络消费文化的题材特征。可能叶炜也沉迷于故事的华美了，主观判断有所减弱，批判力有所收敛。《贵》展示的则是当代都市初涉职场的年轻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山》《糖》是中国语境的社会问题，《贵》则是普遍意义的人类学问题。从社会学到人类学，从社会文化批判到道德关怀，是叶炜文化立场的转变。这使他收获了一种平和与丰厚，也使他的创作，既有传统精英文学的批判深度，也有时尚的网络小说的娱乐化倾向。“三部曲”的喜剧性结尾——恶贯满盈的王大力，命运坎坷的赵兰亭，聪慧上进的唐果果，最终都成为各自的人生大赢家——说明叶炜摒弃了建构深度意义的努力，摒弃了传统精英文学惯用的悲剧性结局，这使他收获了或荒诞（《山》）或浪漫的（《糖》《贵》）的审美意味。
    三、审美风格与叙事张力
    “裂变中国三部曲”的探索，还体现为审美风格的多元探索：《山》是典型的问题小说，揭示社会的阴暗面，现实主义的笔锋犀利而粗矿；《糖》具有网络校园小说疏朗简明的文笔特点，由于缺乏社会纵深感而成为了通俗性、消费性的时尚性文本；《贵》细腻丰富的情感描写、灵动活泼的叙述语言、女性意识较鲜明的叙述人设置，几乎囊括了当代都市小说的所有特点。
    风格体现着作家创作的稳定性和成熟状态，体现在选材、叙述语言、主题意向等各个方面，就像热拉尔•热奈特所说：“风格存在于以言语为典型的‘形式’层面（亦即物质层面）的语音材料或书写材料、语言层面的直接外延关系以及形象层面的间接外延的全部泛话语特性之和。”[3]既然如此，那么，“裂变中国三部曲”的三个小说文本的风格差异如此之大，是不是意味着叶炜的创作不够成熟？不是！他只是在探索，在行走，他有着充沛的激情，正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文学想象。
    虽然审美风格不同，但是这三个小说文本内部都体现了强烈的叙事张力。《山》中，环境之恶和人性之恶（堕落）的关系合乎艺术法则，叙事张力体现在恶劣环境对人性的诱惑与扭曲之上，王大力便是这种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恶之花：他对别人的诱捕与戕害以及他人对他的认同或拒绝，隐喻着时代主题与特殊生存环境的对抗关系。《糖》中扑朔迷离的身世、恶人的阻挠与醒悟、大团圆式的结局，都在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当代版的童话故事。但故事的背景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性。于是，人物关系的浪漫性、想象性和现实语境的客观性、异已性之间构成的错位关系，产生了一种叙事张力。
    《贵》中，充满着利益、算计、阴谋、争斗，甚至你死我活的职场，对主体的影响本应是悲剧性的，主人公唐果果却不仅没有遭遇什么大的不幸，还几乎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地收获了最顺畅的事业、最完美的爱情。这与她的聪明能干、能屈能伸有关，但更与她和上司任平生的恋爱，以及网友“烟雨江南”兼具职场导师和灵魂导师的适时指导有关。也就是说，唐果果在险恶环境中的救赎，是自救，更是他救。这当然有浪漫化职场的嫌疑，但生活本来就是多元的，人生本来有差异性存在的，因此任何一种救赎路径都是客观的，任何一种存在形式都是合理的。当恶贯满盈的王大力竟然成功躲过了私营煤企改革生存下来时，意味着他的悲剧还将继续，这就将“山西煤老板：黑金帝国的陨落”中所暗含的“陨落”主题推向了极致；当赵兰亭和唐果果的成功好像更多是因为命运的青睐和贵人相助时，也势必增加了对生活不确定性的表现。遵循生活逻辑，而非惯常的文学思维，使“裂变中国三部曲”获得了独特的意义构成和艺术魅力。
    “裂变中国三部曲”的探索，体现了叶炜的雄心壮志。这样说，是因为总览“三部曲”，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叶炜在试图探索另一种创作形式，一种与“乡土中国三部曲”不同的创作形式，一种糅合传统的精英文学和时尚的网络文学的创作形式。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科班出身的叶炜而言，精英意识是他长期浸染中外文学作品而潜移默化形成的，是一种类似原发性的、无意识的审美规范；网络小说文本艺术，则是叶炜的刻意追求，是一种类似后天形成的、明确的外在价值诉求。前者，表现在文本中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涉性，后者则表现在叶炜对现实问题的浪漫化解决之上。与精英文学创作更注重文本意义的发掘不同，网络文学——起码截止目前的网络小说创作——更注重故事的营造，对现实语境条件和生存体验是乐于、敢于超越的，主人公往往在某一早已消失的历史国度、异域、神界、江湖世界、墓道等想象的文学场所展开行动，造就故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现实因素的羁绊，网络写手们在虚构方面获得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合法性。精英文学与网络文学赖以存在和传播的机制不同，界限也难以弥合，但在“裂变中国三部曲”的创作中，却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也就是说，在这三部曲的创作中，叶炜有意将传统文学创作形式和网络文学创作形式进行糅合，一只脚行走在精英小说的浓荫下，另一只脚却跋涉在网络小说的追求中。其创作心理，很符合克雷奇等所说的以“发现、寻找新奇、有所成就和创造”[4]为特征的“丰富性动机”：一是叶炜年轻，现在也才刚刚四十岁，面对从2002年起如火如荼“井喷”式发展的网络文学，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定然涌起争当弄潮儿的豪情；二是他有更远大的抱负：虽然他已经形成了相对恒定的创作方式，但他还想进一步开拓、提升和完善自己。
    令人欣喜的是，探索中的“裂变中国三部曲”——尤其是《贵》——体现了叶炜语体意识的成熟。所谓语体意识，就是作者在叙述语言的敏感、把握事物的尺度与话语表达的个性特征等方面表现出的掌控力。作为男性作家，叶炜在《贵》中，却成功地将叙述人设定为一个女性——一个当代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女性个体，这种对叙述人身份的清醒定位和把握使文本叙事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当然，是带有模仿意味的女性意识。
    《日志5：谁盗了我的QQ密码》一节，写米斯从来到办公室到发现“我”的QQ被盗的过程，有哲理般的女性小智慧，如“女人就是为高跟鞋而生的！上帝给了女人两件法宝，一是假睫毛，一是高跟鞋。”有细腻丰富的女性情感，如“我心里想着她也不怕扭了脚脖子”，“我觉得好笑，但必须承认高跟鞋确实可以让女人更有气质和味道。”有放大夸张的女性肢体动作和细节描写，如“她先是发出了一个短暂的高音，然后迅速降低音阶，最后突然用手捂住了嘴巴。因为那声音没有得到完全释放，过早地被她吞了回去，米斯像是吃了一根鱼刺，干呕了两声。”女性感觉的敏感与细腻在一种轻松、活泼、灵动的叙述语言中表现出来，有极强的视觉效果、心理深度和内在张力。
    《日志7：谁来过QQ空间》一节，叶炜是这样收束的：先是“无休无止的疑问无休无止的思绪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呆呆地盯着空间里深蓝色天空里闪烁的星星”的冗长叙述，凸显、放大了主人公心情的孤独郁闷；然后是“飘落的花瓣，还有偶尔飞过的天使……”在真实的物象之中融合进想象的物象，使叙述在沉滞、忧伤之中变得空灵、跃动起来，表现了叙述人耽于幻想、富有浪漫情怀的女性气质。
    《贵》所表现出来的语体意识的自觉，符合安托万·孔帕尼翁关于风格的界定：“风格指的是话语的‘属性’，即话语表达的合目的性。”[5]也就是说，《贵》不仅体现着叶炜语体意识的自觉，也体现着他语体风格的成熟。
    叶炜是极其勤奋的。在坚持自己制定的长期写作规划的前提下，他定过“1年1部小长篇、1部中篇、1部短篇”的目标。2011年后，他“放慢了速度”，仍然在主持江苏师范大学“作家工作坊”之余，在小说创作、学术研究、诗歌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裂变中国三部曲”的探索，是他进一步积累和拓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智慧和创造性的充分体现。毫无疑问，叶炜在糅合传统的精英文学与时尚的网络文学创作形式，在继续寻找属于他的文学样式和表达方式。他探索的终点在哪里？不久的将来，他会以怎样美好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拭目以待。
    [1]叶炜：《为何写作，如何创意》，《长江文艺》 ，2017年第7期，第136-138页。
    [2]曹文轩：《小说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法]热拉尔•热奈特等：《热奈特论文选﹒批评译文选》，史忠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4][美]克雷奇等：《心理学纲要》（下册），周先庚等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87页。
    [5][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原刊于《关东学刊》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