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文本（左）与“书虫”的语言对照
    80后姑娘李雷婷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安妮（Anne）。上中学时，她和妹妹经常省下早饭钱，去买一本本绿色封面的小书，安妮的名字就来源于其中一本《红头发安妮》。“从1997年开始读，那时只认识一点点英语单词，却发现能读世界名著！买了好多本，《傲慢与偏见》《歌剧魅影》《月亮与六便士》……”
    不知广大80后90后是否回忆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这套来自遥远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虫”系列，自1997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引入中国，长期低调地占据“老师、家长、孩子都愿意买”的课外书排行榜前列。
    “4·23世界读书日”之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书虫”系列的首任编辑詹妮弗·芭斯特，她回忆，“书虫”首批12本在1988~1989年出版，30年过去了，系列图书的数量超过200本。
    芭斯特说：“1988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的玛丽·麦金托什认为，有必要出版一套全新的分级读物，不论是设计还是内容，看上去都要像‘真正的’图书，而不是学校用书。于是，她与学者特丽西娅·赫奇合作推出了‘书虫’系列语言大纲，在精心考虑的分级方案中，编写出读起来非常自然的文本。”
    系列丛书的名称也经过了多番讨论。“bookworm”（即书虫）的本意是“钻木甲虫的幼虫”，非正式意思是“喜爱阅读的人”。“你猜，人们首先会想到哪个意思呢？”芭斯特笑着说，“最终，‘书虫’这个名字被选中，因为它更有趣、更迷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兴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然而当时适合我国读者的英语读物极为短缺，英语分级读物更是空白，正好，“书虫”来了。
    外研社综合英语事业部总经理姚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外研社已经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引入了《牛津双解初级英语学习词典》等英语学习工具书。双方沟通后认为，‘书虫’系列分级读物分级科学、语言经典、主题丰富，非常适合中国读者的需求。”于是，1996年，外研社决定引进“书虫”系列；1997年，第一批50本“牛津·书虫英汉双语分级读物”正式出版。
    第一批来到中国的“书虫”共6个级别、50本读物，大多是西方经典简写本，包括《简·爱》《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文学名著，《弗兰肯斯坦》等科幻名著，还有《威廉·莎士比亚》等名人传记。
    李雷婷记得，当时在书店里无意发现“书虫”，如获至宝——不用翻又厚又晦涩的书，就可以看完一本世界名著——还是英文的，感觉自己“学富五车”。尽管后来，她几乎再没有读过英文小说，除了《红头发安妮》和《简·爱》的原著，“因为有一种情结”。时隔多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对当时那本书的纸张记忆深刻，“有一点皱皱的，没那么光滑，有点偏黄……”
    尽管家长和老师大都是抱着让孩子好好学英语的初衷推荐“书虫”的，但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一定有其神奇的魅力，超越时间、空间，以及语言。有多少人是通过“书虫”打开了世界文学名著的瑰丽宝库的——感谢外研社在引进这套书时配了中文译文。
    姚虹说，为了保证系列读物同时推出，当时外研社一共找了48位译者。因为“书虫”是以语言和文化学习为目的的双语读物，翻译自由度有一定限制，不能根据译者个人语言风格随意调整，译者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外研社在页面设计上，特别选择了左右页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这给编辑增加了编校难度，但从后期读者反馈来看，这一努力非常有价值。有不少性急的读者纷纷表示，当时着急知道结尾，忍不住就先翻中文，再慢慢看英文。
    大学学了古代文学专业的乐琪，是“书虫”的真爱粉，买了几十本，“妈妈对我寄予厚望，但其实我看中文比较多。对很多孩子来说，这就是欧美文学的启蒙”。
    28岁的山东姑娘小奕从初中开始读“书虫”，最初的目的也是“提高英语成绩”，但最终的结果是“提高了语文成绩”。“当时看完了《呼啸山庄》的书虫简版，觉得不过瘾，就去买了中文全版，每天睡前能看好久。”小奕说，“作为山东的考生，难得有课外读物是可以看了过瘾，又在家长和老师眼中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书虫’就是中学时代的宝贝！”
    “书虫”系列分入门级和1~6级，共7个级别，不同英语程度的学生，总能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那一本。不过，把大作家的名著变成只有几百词汇量的孩子就能阅读的文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产品经理应蓓华介绍，“书虫”系列的编辑均为母语编辑，且都十分资深；电影、传记等不同类别的主编，也都是各方面的专家。
    “‘书虫’的作者都是杰出的故事大王。他们熟悉每个级别的词头词（词典中有释义的单词，英语学习每个阶段的学生都应该学会这一级别的词头词——记者注）、语法大纲，即使在入门级，都能够用朴实的英语单词和精炼的语法，表达出丰富的故事情节。” 应蓓华说。
    芭斯特强调，重写经典小说并不仅是简化语言和缩短长度。“成功的改写，首先要遵守的原则，就是符合原著中作者的原意。所以，必须详细分析原著，包括其叙事结构、人物描写、修辞格……之后，改写者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叙事结构，遵守‘书虫’系列各个分级类别的用词原则，根据原著的核心精神，创建全新的文本。”
    芭斯特坦言，在改写的过程中，难免丢失一些细节，比如，勃朗特小说中对风景的诗意描述、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些小人物，“但‘书虫’一直致力于忠实原著的精髓”。
    芭斯特一干就是25年，直到2014年才退休，保证了“书虫”系列编辑的连续性，接替她的是现任编辑雷切尔·布莱登。
    布莱登也表示：“我们从不增添或修改故事，但会缩短。在改写像狄更斯的《小杜丽》这样有很多故事情节交织的小说时，我们在不影响故事完整性的情况下，可以省略一些内容。”
    就这样，这只从英国牛津大学来的“书虫”，牵着中国孩子懵懂的手，一步一步踏入世界文学名著的殿堂。如今，“书虫”30岁了，来到中国也20年了，在中国累计出版191本，销量超过1亿册。
    80后、90后也长大了，小奕的先生已经把“家藏”的几十本“书虫”都从山东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打算给未来的孩子启蒙用，“这里的故事不会随时间而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