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老年”人生并不是主要的关注对象，且父辈往往代表着落后、保守、专制的价值立场，而子辈则往往代表着进步、激进、民主的价值观。最典型的当属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父辈与子辈的论争。但到了20世纪后期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年轻一代早已成为对话博弈中胜者的一方，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颠覆、解构、狂欢的价值追求。在这样的语境下，俄罗斯文学面对的一个严峻命题便是寻求一个稳定的价值基点，以在失序的杂语状态下重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辉煌传统，而在这种探索中，“老年”形象就带有了与19世纪迥然相异的价值色彩。
    作为传统“根基”符号的“老年”形象
    传统价值观的消解现象在20世纪中期已露端倪，解冻时期就出现了一系列作品，对这一现象开始多方面的反思，但那时的作品多是就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则开始了在文化层面上寻找问题根结的尝试，由此形成了新的命题——“传统根基”的解体与重建。
    拉斯普京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就反复提出“旧”与“新”的对话问题，《告别马焦拉》（1976）中的“马焦拉”岛就是母亲的象征，年近八旬的达丽娅代表的就是“大地母亲”的价值意蕴。面对即将被水淹没的家园，老一辈心情极为沉重，而村里的年轻人对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没有任何留恋之情，他们满心欢喜地期盼着新电站的出现。小说提出的问题是：年轻一代对新生活的向往是对的，但新生活的建立是否一定要以毁灭传统的根基为代价？
    在当代俄罗斯作家中，拉斯普京是一个有“老年”情结的人，他后期的创作仍然延续了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短篇小说《下葬》（1995）中，当女主人公巴舒达遭遇现实困境时，她想到的是母亲的信仰，这意味着老一辈的价值观将成为下一代救赎的必然选项。《女人间的谈话》（1996）中的孙女维卡代表了走向歧途的年轻一代，主张按个人的意愿生活，不必考虑任何人的感受；祖母娜塔利娅则是坚守传统的老一辈的代表，给孙女讲述如何在内心坚守一种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小说采用了“父与子”式的对话形式，但却不是开放的“复调”，因为孙女在倾听了祖母的讲述之后，精神上得到了某种抚慰，由焦虑不安转入了香甜的梦境。这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细节，表明作家本人坚定地认为，遭遇价值崩溃的现代人可以找到一条可靠的救赎途径——回到 “祖母”身边。
    拉斯普京的主题在21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得到了回应。获得2016年“大书奖”第三名的罗曼·先钦的小说《泄洪区》（2015），同样写的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因原地要建水电站而成为“泄洪区”的故事。小说开始娜塔莉娅老太太的死亡是一个象征性情节，表明固守祖地的老一代逝去了；而小说最后，绰号“小锤子”的老工匠伊格纳季亲眼目睹祖坟被淹没的景象，则意味着他们这一代人所坚守的 “土壤”（也即斯拉夫主义意义上的 “根基”）的消亡。如果说，在《告别马焦拉》中老一辈与年轻一辈的分歧是旧的传统与新的生活的对话，那么，《泄洪区》则表明，一旦祖辈与祖地消亡，村民们搬迁到了城里，新的生活反而变得一团糟，而这一切都是由权力和金钱所交织成的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所操纵的结果。
    然而，祖地的坚守是可能的吗？老一代人的信仰真的能对年轻一代的价值混乱起到拯救的作用吗？其实无论拉斯普京，还是罗曼·先钦，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用自己的立场来征服作为现实对话一方的、更强大的年轻一代的挑战。
    作为一种道德意蕴的死亡
    一般人在读俄罗斯文学关于老年与死亡的描写时，想到的往往是死亡的残酷与对死亡恐惧的消解。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人们常常想，老年人的生活已无足轻重，他们不过是聊度残生而已。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人在垂暮之年却过着于人于己都极为珍贵、极为必要的生活。生命的价值与死亡的距离是成反比的。假如老年人和周围的人们都能明白这一点，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实际上，不论是经典的俄罗斯文学，还是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解体后的后现代文学，不管其表现手段如何，骨子里都隐含着对死亡的生命意义的肯定，这也正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理念的独特艺术表达。
    拉斯普京 《最后的期限》（1970）写的是主人公安娜临终前子女们回来看望她的故事。在以往的解读中，大家注意到的多是子女的亲情淡漠，因而更多地把小说理解为对家庭观念解体现象的反思。实际上，我们还应当看到，安娜一直唠叨着希望自己快些死去，其实这并不是因为老太太觉得生无可恋，而是小说在平实的叙述中蕴含了一种对生命的理解：对于度过了诚实而苦难的一生的安娜来说，死亡是一种道德的完善。类似的描写我们还可以在玛丽娜·帕列依的小说 《叶夫格莎和安努什卡》（1990）中看到，同样是老年女性，同样生活在最底层，同样以平静的心态迎接死亡。因此，我们不能以习惯的社会现实分析法，只看到作品对老年人晚景凄凉的描写，而看不到其中所包含的道德思考。
    死亡之所以是道德的，除了它在宗教文化中是一种对至善的回归，还有一种现实意义，即，对于无可拯救的罪孽尘世而言，老年与死亡便成了摆脱现实苦境的一种善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可以看到与悲剧性现实诀别的死亡，比如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1999）。这部作品是邦达列夫对于苏联解体后充满危机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思考，“百慕大三角”是他对危机重重的现实的形容。小说对这种现实的揭示与否定，除了通过对安德烈际遇的描写，还通过安德烈的外祖父老杰米多夫的视角来展开。与拉斯普京笔下的安娜不同，老杰米多夫对现实始终持激烈的抨击态度，但是，他的这种态度与其说是要改变现实，不如说是为了完成自己内心的使命，或者说，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问心无愧。小说写到一个情节，老杰米多夫临终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在骏马之上，在庄严的教堂钟声中与已去世的年轻时代的妻子相逢。这说明死亡成了他摆脱现实丑恶的理想途径。
    俄罗斯后现代文学区别于西方后现代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它用解构主义手法表现碎片化现实的同时，同样隐含着对于意义的追寻。在死亡主题的表达上同样如此。譬如，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2000）所写的就是一个生命传递的故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按照生物本能来生活的，欲望、争斗、颓废，而只有到了成年，乃至晚年，人才意识到生活不只是物质欲望，而是事业，是爱，是人所特有的精神活动。所以，死亡成了人回归生命意义的必由之途，只不过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过上真正的道德生活了。因此，作为一种后现代叙事，作品除了描写死亡，还描写了复活，叶莲娜的外公、外婆、父母和兄弟等都曾以复活的面貌出现在她的面前，而她在老去的过程中也具有了像丈夫一样的特殊视力，让她看到了现实世界所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她意识到：“一切都应该重生，思想和感觉，躯体和心灵。”但可惜的是，当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也到了他生命终结的时候。复活是可能的吗？作者很清楚，这只是一种梦幻。不过作品有一个似乎让人略感欣慰的结尾，叶莲娜的孙女冉尼娅没有重蹈她妈妈的迷途，她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并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不必等到老去的时候才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作为一种“老年”智慧的反省能力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老年叙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老年人拥有更高的智慧——反省。反省的能力本来是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一种道德标准，但在现实中，能够做到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反思的却只有老年人。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接近上帝，因为他们更易接受上帝的启示。但俄罗斯文学的回答却是相反的，因为老年人拥有年轻人所不具备的否定自己物质欲望的能力。
    在特里丰诺夫的小说 《老人》（1978）中，主人公巴威尔·列图诺夫只有到了老年，通过回忆才能看清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正如小说中说的：“当你在熔岩中漂流的时侯，你是觉察不到热的。如果你身处时代之中，你怎么能看到时代呢？……”特里丰诺夫曾说，所有文学都要提出道德问题，不涉及道德根本不算文学作品。而在他看来，小说中列图诺夫晚年致力于平反当年他曾参与的米古林冤案，便是这种道德的表征——重新审视历史的勇气与能力。格拉宁的《一幅画》（1980）也描写了与《老人》相同的故事。波利万诺夫当年对艺术家阿斯塔霍夫的创作横加干涉，从而使自己参与到了制造这位艺术家悲剧命运的历史过程之中。但到了晚年，他开始反省自己的罪孽，从而在重建博物馆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生命意义。
    同样，我们在俄罗斯的后现代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此类主题的表达。如马卡宁曾经获得布克奖的 《审讯桌》（1993），主人公一生都在这张审讯桌前接受讯问，最终倒在桌前。在接受讯问的过程中他一直试图寻找审讯者的罪孽来减轻自身的负罪感，但当他意识到自己也属于“把良心和灵魂转托给另一群人的人”时，却感到了越来越深的灌输到他身上、钉在他体内的负罪感。所谓“负罪感”，正是俄罗斯后现代文学区别于西方后现代文学的特点，它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对意义的始终不渝的追求。这种追寻自19世纪的“忏悔贵族”一直延续到21世纪。所以，我们在维克多·佩列文获得“大书奖”的长篇小说t（2009）中看到了托尔斯泰身影的再现。小说描写的就是T伯爵去往奥普塔修道院的神秘旅程，他在行程中不断遭遇困境，却锲而不舍地前进，更重要的是他的不间断的思考，与当年那个夤夜出走的圣徒充满激情的旅程不同，T伯爵在心中对生命的意义充满了疑虑，他的思想中几乎再现了俄罗斯自19世纪以来所提出的全部命题：“怎么办？”“谁之罪？”“我在哪里？”……但他得不出答案，这使他比当年的托尔斯泰伯爵感受到了更深的痛苦。然而俄罗斯文学的启示就在于，痛苦其实就是生命意义的标志，它是经历过丰富人生的老年人所特有的智慧的标志，对于跌落在意义缺失的后现代境况下的人们来说，也许回到T伯爵的追问，就离找到救赎之路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