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历史村镇科学委员会（ICOMOS/CIVVIH）亚太分委会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当天，ICOMOS/CIVVIH、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历史村镇专委会、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就亚太地区历史城镇（村）的可持续保护与管理的实践与方法展开交流探讨。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于我国古村落保护是有助益的。
    古村落整修：保持原貌基础上增加现代化设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传统的家族模式发生了转变，中国社会承续千年的自然村落正规模化地消失。2000年，我国有360万个自然村，2010年减少到270万个，且下降速度仍在加快，其中不少是古村落或文物普查认定的文物建筑。城镇化导致农民青年涌入城市，造成农村空心化，许多传统民居建筑常年失修或无人居住、破败不堪。
    “红河哈尼梯田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族居住的蘑菇房吸引了不少游客光顾。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少蘑菇房存在结构损伤、漏雨、采光和通风差等问题，户外旱厕、洗澡缺乏、取暖防暑、低洼排水都需要改善。作为文化遗产，我们需要这些蘑菇房长久存在，但也阻挡不了当地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郭旃指出。
    而且，村民和当地政府也会算这样一笔账：保护一个老房子得花30多万元，而10万或5万元就能建起一座新房子。保护成本、现代化生活的需求等因素给古村落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
    为古村落保护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014年，国家文物局选取270个（国保、省保成片）古村落，实施保护活化利用工程，首批51个古村落保护试点工作已经启动，抢救了一批重要的祠堂、戏楼、民居等文物古建。2016年初，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在具有私人产权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缮和利用方面形成了一套经验。
    古村落开发问题：商业化、同质化、村民边缘化
    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下，不少地方往往采取将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到一起的做法，但在专家看来，旅游是否可以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文明程度尚需时间加以论证。据统计，在全国250家5A级景区中，直接依托古村落（镇）开发旅游的有280家，占11%，但开展旅游的古村落（镇）主要集中在客源市场、大型旅游景区或热门旅游线路附近。另一方面，古村落开发的商业化、同质化、村民边缘化问题也饱受诟病。
    “很多古村落在变成旅游景点的同时丧失了它的原真性。外地的有钱人纷纷涌入成为吃住行等各行业的老板，当地人被赶到路边向游客兜售低廉的工艺品。旅游公司或政府甚至生硬地造出一些人工景区，如酒店、广场等，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周俭提出。
    “我们最怕拿另一个地方的方案去复制。在古村落保护过程中不时出现法人或政府违法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执政观念，把加强古村落保护、活化利用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任务来抓，切实担负起统筹协调职责，加强实地监督，加大财政投入，解决实际困难与问题。”有专家表示。
    周俭同时强调了古村落保护中村民的参与权，他认为，规划出台前应充分征求村民的意见，毕竟他们才是遗产的直接主人，也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古村落保护面临的机遇
    新形势下，中国古村落保护的确面临不少挑战，但机遇亦不少。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各部门都有针对农村的支持政策：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环境整治、旅游发展基金、乡村文化站建设等。即便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明确要求更加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强调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建设也更多样，据农业农村部统计，近年来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已达450万人，其中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伍军人有120万人，他们把现代技术、生活方式以及经营管理理念带到农村，催生了农村新业态，也对古村落活化利用方式多样化进行了探索，积累了经验。
    对于保护传统村镇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郭旃说：“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浅薄的民族。即便人生短暂，我们仍然需要一个隽永的历史文化环境，需要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保持人类生活的品质，有滋有味地活下去，在文物有限的岁月里，尽可能延长它们的寿命，尤其是避免人为的破坏，这个理想的实现需要每个公民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