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和母亲重病辞世前最后的日子，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我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对我很是信任，在生病变成一个弱者后，甚至对我有些依赖，愿意让我始终守着她。少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同时我还认为，母亲是我的老师。她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一生的老师，还是我一生最好的老师。
    在我受到的教育总量中，母亲对我的教育所占的分量最重。若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会说首先信仰我母亲。我的宗教就是我母亲。母亲老了，生病了，我责无旁贷，当然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我意识到了，能够在母亲病床前尽孝心，这是我报答母亲最后的机会，我万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以免将来后悔。
    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之一。汉代以孝治天下，把孝亲、举贤和忠君有效结合起来，使孝道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成为民间的一种信仰。自汉代以来，孝道作为一种大道，一直为历代所推崇。
    我不敢说外国就没有孝文化，但我敢说，任何国家的孝文化都不如我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我也不敢说孝文化是先进文化，但我也敢说，孝文化绝不是过时的落后文化。
    每天在照顾母亲饮食起居、吃药打针之余，我都会记一点儿日记。记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记录母亲的治疗情况和病情变化细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陪护母亲。
    母亲跟我聊天，会讲到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也记了下来。给我讲故事的还有大姐、二姐和妹妹，她们所在的村庄不同，每个村庄都有不少故事。她们给我讲的都是眼下正发生的故事。目前的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即故事，变化使得新故事层出不穷，丰富多彩。
    作为一个写作者，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时难免心存私心，把有些故事当成了写作素材。我以为这些素材以后或许用得上，或许可以写成小说。除了片片段段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还有记下我每天所看到的美好的自然景象和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以及我对某些事情独立思考得到的感悟。
    也就是说，在记日记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直接把日记拿出来发表。我们都知道，日记有私密性，也有随意性，天上地下，云里雾里，张三李四，家长里短，记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母亲走了，我就把日记放下了。
    十几年过去，偶尔有一天，我在整理存放手稿和日记本的柜子时，把记有陪护母亲日记的日记本看了看，不料一看就引起很多回忆，就感动不已，有些放不下。我想，这些日记说不定可以发表。于是，我用稿纸把日记从日记本上抄录下来，一边抄录，一边做些文字上的整理。
    我陪护母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母亲发病住院治疗，第二阶段是母亲临终前最后的日子。在整理日记时，我把日记按不同阶段分为上部和下部。考虑到篇幅较长，我把上部和下部分别给了 《十月》 和 《北京文学》。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心存感激的是，这两家文学杂志都把日记作为重点作品予以发表。
    也许正是由于事先并没有想着发表，日记才写得自由，率真，无拘无束，并且跳跃，简洁，内容丰富。日记发表后，有评论认为“有明显的文本开拓”。“它既没有被日记规范，也没有被母亲养病局限。时间在当下与过去之间自由穿梭，空间在病房与家乡之间轻松转换。文本因此具备一种无所不能的包容性，一种复杂多变的开放性。”
    还有朋友认为，这部作品是当代的“世说新语”。这些评论我都视为对我的鼓励。日记的合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书名定为 《我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去世十多年了，我还活着。因为我长得像我母亲，有认识我母亲的朋友对我说，看到了我，就像看到了我母亲一样。这表明母亲在给我生命的同时，还给了我遗传基因。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母亲的生命还在延续。
    这还不够，我的意愿是，还要接过母亲的精神和灵魂，通过不断自我修行和自我完善，使母亲的灵魂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