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家对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莫衷一是甚至谁也说不清楚，但似乎强调批评的文体意识肯定是正确的。于是，从80年代至今，文学批评一出现问题，文体意识就一定适时地被提出来。有时我们肯定一个作家、批评家时，也会将“文体家”的桂冠一并奉上，以强调某人的与众不同或卓然不群。但我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文学批评的文体确实重要，它甚至是一个批评家辨识度的“logo”。鲁迅、李健吾、李长之莫不如此。他们几乎就是现代文学批评有文体意识的典范，特别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但是，李健吾也是后来“被发现”的。他的“印象主义”批评在他的时代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当左翼批评家如成方吾的“政治批评模式的”批评、冯雪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等，越来越暴露出单一、简单、片面等局限性的时候，李健吾的批评才显示出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重提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显然也有一个未被宣告的对象，也就是学院批评。我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学院派批评”是谢先生1992年提出来的。学院派在过去多指带有教条、刻板语义的研究和做派，是一个具有贬义性的概念。谢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这个词并赋予了新的意义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学院派批评”实际上是对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拒斥。此前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几乎是一统天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需要用一种很知识化的方式，即学院派批评的方式来从事专业的文学批评，以此屏蔽庸俗社会学对正常的文学批评的干扰和强侵入。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强化，使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了不做宣告的质疑。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一种普遍思潮的反映。当时陈思和提倡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离开广场，重进书斋。陈平原的《学人》杂志同仁在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些学者思考问题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内在的理路是一样的。但时至今日，这一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年“学院批评”提出者的诉求已经完全被颠倒，学院批评已经形成了新的僵化机制，完全失去了生机。有人玩笑说，当下中国学院出身的教授、博士生的文章，几乎就是美国东亚系的文章。在这样的语境下，提出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是有具体针对性的。但是，我觉得只谈批评的文体意识，以期纠正当下批评的真问题，可能还是没有抓到要害。比如，很多“学院派”的文章，像《作家》发表的张英进的《鲁迅……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流变》、《文艺争鸣》发表的张均的《悲剧如何被“颠倒”为喜剧———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土匪史实考释》以及众多的有简介的学院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有物，既了解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也再现了被历史遮蔽的过去。假如有人想推翻这些文章的材料或论点，他会感到十分为难。这就是文章的力量。你能说学院派的文章都不好吗？
    因此，我们现在的困境表面看是文体的问题，而本质还是对文学是否有真知灼见以及态度的问题。关于文学批评文体的讨论，我读过耿占春在访谈中这样一段话：
    对文体与修辞的兴趣，应该来自于“非常道”的背景，有些意义似乎是躲避语言的。我对写作上的更隐秘的渴望是什么？你说得已经非常准确，对自由形式的渴望，对经验与话语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我经常注意到自己写作中的一种通过“修辞越界”的冲动。
    耿占春是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体会。这就是“对自由形式的渴望，对经验与话语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对自有形式的渴望，就是最本质、最深刻的“文体意识”。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深厚的文化和文学积累。积累的越多，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世界的认知就会越深刻，文体就会越自由。所谓态度，就是对文学批评对象说出诚恳的体会，就是鲁迅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最朴素的道理实践起来又是最难的，甚至也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它更是文学批评实践的问题。比如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际社会对此评价不一在预料之中。而中国批评家陈晓明认为这是诺奖评委们的一次“行为艺术”；青年批评家徐刚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没有众望所归的时候”，它“顽强地提示人们，在主流文学之外，它一直在关注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断‘程式化’的文学形式与经验，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不同的看法告诉我们，不仅诺奖评选结果引起文学界的巨大分歧早在意料之中，同时也告知我们，见仁见智的文学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标准。诺奖如此，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评价同样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同的意见就是正常的。评奖本质上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化的一种形式，诺奖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文学奖项，它的巨大影响力，使获奖作品常常引发或带动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因此，诺奖具有鲜明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这是它引起广泛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争议终将平息，而获奖的作品未必都是伟大的作品。
    但是，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它基本的评价尺度还是存在的。文学界内外对文学批评议论纷纷甚至不满或怨恨由来已久，说明我们的文学批评显然存在着问题。我们在整体肯定文学批评进步发展的同时，更有必要找出文学批评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本身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整体的“甜蜜性”。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尖锐”的不同声音，但这些声音总是隐含着某种个人意气和个人情感因素，不能以理服人。这些声音被称为“酷评”，短暂地吸引眼球之后便烟消云散了。因此还构不成“甜蜜批评”的制衡或对手。所谓“甜蜜批评”，就是没有界限地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夸赞。在这种批评的视野里，能够获得诺奖的作家作品几乎遍地开花俯拾皆是。批评家构建了文学的大好河山和壮丽景象。而事实可能远非如此。这就是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的不端正。
    我们知道，肯定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困难的。这种肯定是在比较中形成的。它需要批评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广博的文学视野，有恒久注视文学的耐心和犀利的审美眼光。需要批评家对“上游”的文学知识，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对“横向”的文学知识，比如西方文学，都要有一定的修养和积累。这样，对作家作品的肯定才会可靠；当然，批评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也是困难的，它对批评家的要求与肯定一个作家作品是一样的。这里，诚实和诚恳的态度，尤其重要。这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它和先划地为界然后再命名的所谓“研讨”或伪批评风马牛不相及。“甜蜜批评”可以没有要求，不要研究，只要是千篇一律的夸赞即可完成。我们在各种研讨会上听到的耳熟能详的那些发言就是如此。在这种批评风气盛行的环境里，文学批评几乎没有争论，更不要说像样的文学论争。新世纪以来，批评界在“祥和”的气氛里相安无事岁月静好。
    另一方面，真正文学批评的缺失，与我们当下的大学的考评机制大有关系。现在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从事各专业的教师首先面对的，就是高校的各种评估。评估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专业。对当下包括评估在内的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应该说早已展开。有反思批判愿望和能力的学者，发表了大量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文章，希望改变当下的学术体制以及由此滋生出来的严重后果。但是，这些身怀学术理想和有责任感的学人的声音，似乎刚刚发出就被浊浪排天的世俗声浪所湮灭，很少、甚至没有人愿意倾听这种声音。这时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体制力量的强大。强调学术GDP的评估机制，促使批评家发表文章为第一要义，只要发表能够应对考评，其他都不重要。这种心态如何能够写出好的批评文章。在这样的考评环境里，我们也大致理解了当代为什么难以产生大批评家和有影响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建立良好的批评环境，改变当下文学批评的状况，除了“文体意识”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