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其精神追求和道德精髓，说到底都以提升人的素质，塑造理想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为旨归。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期早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使其基本骨架、内在气质和俊彦风貌，在《论语》多视角的反复刻画中脱颖而出并惊艳四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此等等。“君子”一词在《论语》里出现107次，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核心概念，由此足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百般钟爱和悉心打造。冯友兰曾说，孔子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就是为人的生存寻求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求索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他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孔子睿智地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反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比照中予以贬责和否定，比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一方面不是难以见到、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创立了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轨迹的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就是认为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上世纪初，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辜鸿铭还断言，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
    这种观点并非简单地仅从语言逻辑归类上定义儒学，或说儒学是尊崇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派，或说儒学是相对于道家、法家、墨家的一种学说等等，而是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确信文化教养能够提升人的品质，改善社会风气。儒学的价值就是培育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儒学是君子之学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如何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可谓登高一呼，八方响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并竭力推崇自不待言。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这些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迥然相异，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他还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被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力概括。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被誉为高于历代帝王之上的“素王”，最能体现其思想情怀和超迈气质的人格形象，或者说真正让他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人格模式，就是君子人格。由孔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其生命力和重要影响主要是日常应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及文化大相径庭。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都热衷于构造一个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问题等。中国从孔孟、老庄，到程朱、陆王、颜李等，其学说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抽丝剥茧，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并且其所探寻的问题多半集中在社会人生方面，主要涉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
    这种不仅讲究“学”，更看重“用”，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理念，也就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无不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词，重实践、轻思辨的观念，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或学术来探讨，而是作为一种值得遵循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推向社会、推向大众。其结果就是要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为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了方向和路径。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要激活、焕发和培植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或者说世道人心，简而言之，就是对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典型特征的君子人格的遵从和追求。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