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影像表征，亚洲新电影在全球剧烈变革的时代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电影振兴之路。“民族性”与“现代性”是当代亚洲新电影的两大主要特征。“民族性”是亚洲新电影在全球化时代对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及民族特色的坚守和弘扬，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亚洲的不同国家都十分注重维护电影的“民族性”；“现代性”则指向亚洲新电影之“新”，指向亚洲新电影不断改写、变革和超越自我的漫长过程。
    在亚洲新电影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互动碰撞中各自延展、开拓亚洲新电影的深度和广度，两者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解读亚洲新电影艺术精神和影像美学的关键钥匙。亚洲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乃至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历史发展和民族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这必然造成亚洲新电影在思考“现代性”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到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整体上审视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同时，要考虑到亚洲新电影现代性具有多面向、多形态，甚或错位、矛盾和自反等特点。令人高兴的是，周安华等著的《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学术难题。
    该书的贡献在于，回到问题产生的源头去审视和考察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构成。亚洲影像现代性生成的源头包含哪些因子呢？首先，亚洲不同国家的新电影是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共同背景下生成的，均与好莱坞、法国新浪潮等西方电影文化的发展有着说不完、扯不清的历史关系，对于西方电影，亚洲新电影可以说交织着爱恨难舍的羁绊情绪。其次，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集体迸发”，需要在亚洲共同体的整体视阈下进行理性考察，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新电影本身也相互模仿和影响，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影像特征。当然，在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本身的差异，亚洲不同国家新电影之间内在的错位芜杂也是显而易见的。再次，中国的电影在亚洲新电影现代性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思考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将中国置于重要的位置：一方面，需要从全球和亚洲的变动关系中思考中国影像的现代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重新审视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问题。该书即分别从全球化视野、亚洲立场及中国视点三个维度对亚洲影像现代性做了一次全面的、立体的和多维度的考察。
    在第一章中，作者不仅全面、立体地阐发了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还对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生成环境和审美特质进行了理论性地阐释，深入分析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西方叙事”与“东方发现”等几组重要概念在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在二、三、四、五章，作者以大量影像、文献和理论为支撑材料，深入开展对亚洲影像文本的细读，这些文本细读牵扯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学术问题，比如现代意识的影像构成、现代性的自反性特点、现代性的叙事形态、现代性的镜像表达等。
    中国当代电影是亚洲新电影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审视亚洲新电影离不开对中国当代电影的认真审视和考察。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该书站在全球化和亚洲视阈下深入研究中国影像的现代性生成以及其审美艺术的历史演化进程。在作者看来，中国当代电影十分关注本土电影的未来发展，也努力探索在全球与亚洲区域的互动结构中，开拓中国当代电影的自身特色与审美价值。该书认为，现代性对于亚洲新电影特别是中国当代电影来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现代性”指引着亚洲电影的创新与实验精神，“顺利与世界潮流接轨，融入全面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个开放、异质和自反的动态体系”，过于求新求变，也会造成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某种差异性和不和谐元素凸现出来。由此，要深入分析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展开对亚洲电影现代性的“刑讯”，避免亚洲新电影在追逐现代性过程中的“集体迷思”，一味以西方为是。
    当然，作者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研究，不能就亚洲谈亚洲（包括中国电影在内），不能陷入孤立的个案文本分析中，而应有全球与区域相结合的整体性思维和文化多元性观念，在全球与地方、全球与区域、区域与区域、区域与地方的对话中反观亚洲自身的电影问题。与此相关，在对全球化的态度上，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结构思维，不能仅仅看到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不能轻易抹杀和歪曲全球化的积极作用，要看到全球化为亚洲新电影带来的生机与转变。只有这样，亚洲新电影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总之，在全球化视界、亚洲立场和中国视点这三重纬度的框架下，该书全面深入地梳理、分析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经验和疏漏，体现了深挚的亚洲意识、对话思维和学术包容胸怀。该书的出版是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一份沉甸甸的硕果，其对当下亚洲新电影、区域民族电影在全球化博弈中的位置给予了恰当的思考，许多思考深入而精当，具有广泛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