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写出老百姓喜欢的音乐，同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今天这个年纪再看父亲的画，既感动又亲切。父亲赵望云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画改革开宗立派的画家，他的作品面向大众，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父亲的这条路深深影响了我。我的音乐就是父亲艺术观和美学观的延续。
    1970年，我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母亲让我和父亲说一声。那时，他正在地里摘棉花，我说：“爹，我毕业了，分得不好，让我去戏曲团体。”父亲说：“好事。你在学校学的都是西洋理论，真想写出好东西，就得到民间去，那是宝库，要老老实实在民间学。”父亲的话深深植根在我心里，我在戏曲团体一待就是21年，秦腔、老腔、碗碗腔……我得以深入地研究民间音乐。加上童年时期父亲就经常带我看京剧、豫剧，与大艺术家往来，可以说，我一直被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滋养着。
    几十年来，我在父亲指引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开阔。我在山里采风，有些当地人认出我，还说出一些我作品的名字，这让我很感动。创作者只有和老百姓平视，身入心入情入，作品才能被老百姓喜欢。在此基础上，作品还要有技术含量，能体现创作者的艺术主张，进而和世界对话。也就是说，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写出老百姓喜欢的音乐，同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电影《黄土地》插曲《女儿歌》今天已经被当成民歌传唱，它来自民间又回到人民中间去，同时被写入专业院校教材、唱出国门，这充分说明了“人民性”的力量。
    象牙塔里的专业锤炼固然重要，但依然要回到生活中去，切身感悟中国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东西。那是一种爱，一种深情。我出生在甘肃平凉，自打满月就一直生活在大西北。我喜欢那片土地的广袤、大气、苍凉，更感受到那片土地的深沉和温暖。我常常和学生们说，只有爱自己的文化，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爱的前提是去了解、去研究。我也常常和同样从事音乐创作的儿子说，你爷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坐着牛车采风，风餐露宿，一走就是半年，能吃这样的苦，是一种信仰，是对祖国深深的爱。到我这里也是这样，父亲用的是画笔，我用的是音符。出去采风，除了听音乐，我还会留心观察当地人的吃穿住用行。一旦开始创作，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就都体现出来了，这是对日常积累的化用。
    艺术家不仅要继承传统，更要创造出触动今人情思的新作，不能图一时热闹。电影《红高粱》里有一段音乐，我用36支唢呐模拟人声呐喊，唢呐声背后又有笙，采用了在当时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音块写法，效果非常强烈。彼时正是改革开放大潮刚刚掀起的年代，这段音乐恰恰直接体现了那时中国人内心的激情。
    很多人评价我的作品民族性强，我写电影《秦颂》音乐用编钟、写《菊豆》用埙、写《红高粱》用唢呐。使用民族乐器是表象，最关键是既要有传统艺术思维，又能通过配器把神韵表现出来。就像国画重在留白、韵律，油画重在色彩、透视，中国音乐独有的气韵是最重要的。
    这种音乐的人民性、民族性同时也是世界性的。音乐语言不同、音乐形象的人生际遇不同，人性、人心是相通的。我深信只要作品是从自己心底流淌出来的，音乐结构和技术是很严谨的，作品就会打动人。室内乐《关山月》取名自乐府旧题，我受唐三彩乐俑启发，以此为题表现丝绸之路的沧桑风云。这部作品和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大提琴是游吟诗人，又具有跳跃性，能够叠化画面和思考。《关山月》美国首演后在全球巡演，很受欢迎。《第二琵琶协奏曲》是悉尼交响乐团委约作品，和琵琶演奏家吴蛮合作。协奏曲这一音乐形式是西方观众很熟悉的，但是琵琶协奏曲让他们感受到完全不同的画面和色彩，很中国。
    这次来北京开会之前，我刚刚把电影《大话西游》里《芦苇荡的咏叹》改写成二胡与弦乐队，更多的创作计划还在等着我实现。家中兄妹们做美术的多，只有我在小学三年级就立志当一名音乐家，冥冥中有一种使命感。伴随人生阅历增长，这种使命感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创造中国自己的黄钟大吕。我相信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音乐将在世界音乐之林中获得应有地位，为人类音乐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徐馨采访整理）
    赵季平，作曲家、教授，1945年生于甘肃平凉。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代表作品：《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和平颂》、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交响诗《霸王别姬》、舞剧《大漠孤烟直》、室内乐《关山月》等。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梅兰芳》《孔子》、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等影视作品创作音乐。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作品大奖”，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飞天奖”突出贡献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