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初心》塑造的甘祖昌形象、讲述的农民将军耕耘乡梓的故事，如黄钟再振，警钟如响。无论于回顾革命历史，还是秉持共产党人的精神传统，无论于瞩望中国梦的蓝图，还是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使命，这都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电视剧作品。
    “钟鸣鼎食之家”是富贵的形容。富贵而不还乡，如衣绣夜行。古之成功学这些邀贵炫富的行为标准，代代相传，变本加厉之后，终因“朱门酒肉”无视“路有死骨”、“峨冠博带”不重“丝缕之难”，而都没有跳出王朝周期率所注定的沉沦。
    若以资历、勋功、痍创来估算，自1927年参加革命，至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甘祖昌在戎马倥偬、疆场立功之后，成“钟鸣鼎食之家”不难。难得的是，他没有忘记在投身革命之初，曾与海山兄弟发出的誓言，没有在革命成功之后，将山草嫂子的呼告当作耳边风。为了让乡亲们不再饿肚子，他放弃将军的威风，重入农家的乡风，放弃了锦衣玉食的安稳，置身于宵衣旰食的奔波。在这个形象身上、心中、手里、脚下，从壮盛岁月到耄耋之年，浸透着革命的初衷、共产党员的本色和群众路线的光彩。
    在《初心》里，甘祖昌辨识干部的法眼在于看其能不能光脚下地。马方生没做到，刘越北做到了，所以甘祖昌说刘书记是个好干部。在这部作品里，土地、秧田和粪味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形象化体现，县乡干部与土地、秧田和粪味“距离差”，是干部队伍群众路线松紧张弛的形象化体现。固守熟地还是开荒山、修冬水田，既是甘祖昌经历的故事，也是基层干部是念经撞钟了事，还是创业利民干事的隐喻。甘祖昌做到了，马方生和李保山没做到。其间的差异，不在于甘祖昌的“级别”比马方生、李保山高，不在“官大好办事”的俗识，而是甘祖昌的质地、心胸、境界比马方生、李保山高，高就高在是保“官位”，还是保“民本”的价值追求上，高就高在甘祖昌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上。
    英雄模范形象的超迈，不仅来自作品对其个人品格的描绘，更多是通过映衬手法比较出来的。李保山就是甘祖昌的映衬。“勿湎玉酒”是为政的古训，而这个老革命一出场就在杯中物里被绊倒了。在被“糖衣裹着的炮弹”炸伤之后，又因仕望被“睡衣裹着的炮弹”震晕，因己之私欲成了马方生的“私人”。在这个形象上，没有突变，有的是渐变和退变。作品以同乡加老战友定位设计的甘祖昌、李保山形象，以鲜明的比照，把革命和执政两个阶段中，党员中存在的两种价值追求形象地呈现出来。像李保山这样恋官、跑官、要官的干部，不仅《初心》讲述的那个时代有，今天也不乏。如果说，在《初心》中甘祖昌形象叩响了模范共产党员的黄钟的话，那么他对李保山而言叩响的就是警钟。
    文艺作品塑造英雄模范，容易陷入拔高的窠臼。《初心》塑造甘祖昌形象，讲老革命故事，给模范题材创作辟出了一片新地。它所运用的方式，笔者以为就在于用“天真”来运墨。剧中的甘祖昌是个“一根筋”式的人物，农民的倔和军人的犟，农民的精计和军人的智慧，在这个形象上结合得圆润丰满，但始终不失于真。这个形象塑造得有味，不仅指品位，还有趣味。甘祖昌为动员村民修冬水田，先炖上驱寒的泥鳅以利诱；向李保山争肥田粉不得就采用儿子的招数，将干粪晾晒到公社办公室外的空场以气熏；看不惯革委会孙健民的嘴脸就装老粗说：“孙是龟孙子的孙”以语讽。看这部剧能看到在这位老革命身上，不仅有小兵张嘎的机灵，还有老顽童的气质。其中招数的“天真”无不来自心灵的纯真。以呈变迁是年代剧的一种结构方式，在变迁中着力于不变，别有一种韧劲儿蕴涵其中。
    剧中，甘祖昌接触最多的不是马方生、李保山等干部，而是莲花乡、沿背村的群众。群众的层次写丰富了，主角的丰满度就高，可信度就强，该剧中群众群像的塑造，虽然不多但个个有神。剧中，群众对甘祖昌的想法并非是立刻响应、热烈拥护，而是多有观望和疑虑，甚至反对和掣肘的。其中，最让甘祖昌头疼的是弟媳妇赵翠兰。《初心》既写出了“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更写出了群众的工作是难做的；既写出了带领群众要真心，更写出了赢得群众要耐心。剧作赋予甘祖昌的形象魅力，来自于他自回到村里，就相信将心比心则民心可用，持之以恒民力无穷。《初心》的感染力得益于它写了一个长达30年的故事，这样的剧情长度，何尝不是对甘祖昌真心、恒心和耐心的塑造呢？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初心》一剧有人气、有生气、有底气、有正气。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全面实现小康之际，2018年初春的《初心》为我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创作作出了可喜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