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位老板。他是我十几岁时遇到的一个文艺青年，那时我们曾彻夜交谈文学。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已经写了许多作品，一个字都没有发表。我现在仍能想起几十年前的初遇，那时的兴奋和惊讶。他是我从过去到现在所看到的最能写的一个人，是所谓藏在民间的“大写家”，一位不知疲倦的写作者。我当年确信他就是未来的大作家，整个人身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生命力量。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到了他家，他从柜子里、炕头上搬出了一沓沓稿子，它们都是写在粗糙的纸张上的，几乎没有一页方格稿纸。那个年代纸张缺少，他为了节省，所有的字都写得很小，密密麻麻。这是我们的初次相识：整夜谈文学，读稿子，主要是听他读。我记得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方言，这构成了阅读障碍，可他对此引以为傲。
    20多年后的再次相逢，他竟然成了一位大老板，时代为我们变出了一个大戏法。可我总觉得他还是文学中人，就问他以前写过的那些作品以后还写不写？他回答得豪气：“当然要写。我还要把所有写下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装帧，印成一大排。”他伸长两臂比画道，那种壮志和心气令人难忘。这是个有才华有魅力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人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老板”，值得探究。
    我写下了当年游荡中与之相遇的一些场景，留下了笔记片段。但这离一部长篇的完成还差得远，只算是一个萌芽。
    今天的暴富阶层写起来很难。要写一位“巨富”，就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比如阅读他们的传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及爱情等等。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仅有阅读还不够，要有实际的接触交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巨富”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某一类人，他们身上迷人的魅力和人性的隐秘。
    回头看我写过的较长篇幅的作品，好像没有一部少于15年的酝酿期。它们需要在心田里培植，不停地生发。这样的文字完成之后，当有更多积淀的厚度，具备与自身篇幅相对应的诠释空间。用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时间积累它们，可能还是单薄了一些。如果要处理离得很近的现实生活内容，即平常说的“写当下”，那将是十分困难的。打开一本现实题材的作品，很容易暴露出刺眼的瑕疵，令人遗憾。因为我们把大家正在经历的眼前生活变成很高级的艺术品，还往往缺少足够的技艺，那需要非同一般的职业技能，而非仅仅具备良好的用心和雄心。
    在当下有几个表述是很危险的，其中之一是“企业家”。一说到这一类，大家心里都会出现影视和小说中的形象，那些气息和情节我们太熟悉了，已经形成了相当固定的概念。他们不能写，爱情似乎也不能写：现在各门类的艺术表达中，爱多得不得了，真是泛滥成灾。可见围绕“企业家”和“爱情”有现成的一套模式，要冲破这个模式很难，最好的办法就是绕开。如果再冒险一点，将“爱情”和“企业家”放在一块儿，对不起，那简直太傻了，差不多是一种自戕行为。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真的是如此。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画家朋友在画牛，问他：“你是北方画家，怎么不画黄牛，总是画水牛？咱这儿没有水牛。”他没有停下画笔，随口答道：“黄牛不入画。”我想了很久。我记得古人有一幅“五牛图”，那可算是经典。但想了想，现代文人画都是画水牛的。水牛大肚子大角，易于写意发挥夸张出形。北方的黄牛就像作家眼里的现实生活一样，切近，却很难入画。让黄牛入画，也许需要更高的技艺。目前“企业家”与“爱情”，对我们写作者来说就是两头北方的黄牛。
    谁能进入真正的个人表述，将概念化的词语全部粉碎，谁就能让黄牛入画。我带着这样的恐惧，谨慎地寻找自己的语言，依赖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这个任务太沉重了。首先要回到个人的语汇，从字词开始。这种表达效果是如履薄冰的放松。从1988年开始，我一直在寻觅。现在终于交了一个答卷。
    就一个阶段来讲，写作者需要在一个封闭的文学世界里进出。多次往返、进出，这叫写作。封闭日久之后，出来会眩晕。每一部长长的作品写完，可以长时间离开那个封闭的世界，这时将感到极度的疲惫。每次写作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需要慢慢地缓解，犹如苏醒，让自己慢慢地进入下一个生命流程，重新变得生气勃勃。
    《艾约堡秘史》当然是诞生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那里是阴郁的，尽可能地隔离了世俗的强光。在世界外边展读，人们从中能读到自己：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能找到作者或读者本人。那个世界里活动着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不过是碰巧做了实业的某种顶级人物。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巨富，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在看高级人物的精神历险，是关于精神的叙事，而不是物质的叙事。
    前年在一个学校讨论陶渊明，我曾讲了几个感受：一是大家都在讲“魏晋风度”，何为“风度”？二是都在讲“尊严”，何为“尊严”？正是这两个词汇将陶渊明纠缠了一辈子。岂止是他，每个人要活得好，就要有一点尊严，然后才多多少少谈得上一点“风度”。这方面我们在现实中真的很难做到。书中的主人公最多地在为这两个词汇痛苦地呻吟，那才是真正的苦。生活中，凡是最高级的人物，都会被这两个词汇缠上一生。所以说只有写了精神方面的敏感的东西，才是最有意义的。
    人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地位以后，有些东西就再也不相信了。这真是悲哀之极。什么办法能把人心底的敏感撩拨、激活，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相信道德，让其觉得正义是可以有的，尊严是可以讲的，这在有些人那里，在物质主义时代，真的是最难最难的一件事。这部书想做的，就是这样的难事。
    这样一部书在市场层面当然会很冒险，但最大的风险对写作者来说却是语言，是技术层面。不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不能抵达，都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