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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语言相对论和索绪尔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的关系,并简要梳理了语言相对论的发展,并简要介绍了语言相对论的三种诠释模式：词汇模式、词源焦点模式和语法模式。本文指出,索绪尔一方面反对盛行于19世纪、基于洪堡特观点的语言相对论,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语言学里又暗含语言相对论的观点。索绪尔关于意义和概念的观点为认知语言学所继承和发展,进而成为新语言相对论的发展基础。新语言相对论在诠释方法上回到传统模式,既有积极的进步,也有消极的倒退。 【作者】于东兴[1,2] 张日培[3] 【作者单位】[1]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 [2]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上海200032 [3]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32 【期刊】《当代修辞学》 2017年第5期 【关 键 词】索绪尔语言学 洪堡特 语言相对论 诠释模式 认知语言学 概念 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母语的地位作用与和谐语言政策的构建（ZDA125-10）”资助. 一、语言相对论：起源与诠释方式 语言相对论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Blaek(1969：31)指出，由于对语言、认知的诠释方式不同，语言相对论的变体至少可分108种。Lakof(1987：334)甚至认为“语言相对论有几百种表现形式”。但语言相对论的核心观点始终是不同语言间的差异与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差异有关。这里的差异主要指不同语言间的语义差异。而满足语言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设是：第一，不同语言间存在语义差异；第二，这些差异可以通过认知来解释。本文认为，语言相对论可以分成两个发展阶段：始于13世纪盛行于19世纪的传统语言相对论和20世纪以来的新语言相对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语言学思想是两个阶段的分野。 西方早期哲学家通常假定人都有着同样的概念集，词汇是概念表征，不同语言间不存在 语义差异。普遍概念集的假设盛行于17、18世纪，对于概念直接反映出“事物”这种直接投射关系所代表的“幼稚现实主义”②，康德持否定态度，但认为人类诠释现实的框架是普遍统一的(De Pater& Swiggers 2000：163—165)。对于那些现实存在的概念差异，早在13世纪，培根③就提出，所有语言的语法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差异只是偶然。到启蒙运动时期，洛克④等经验主义哲学家仍坚持认为，不同语言间的语法差异只是基于同一主题的表面变化，希腊语和拉丁语就是普遍通用语法⑤的代表，体现了人类思想的普遍结构(De Pater& Swiggers 2000：95)。 然而，翻译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与普遍通用语法相悖，如一个l0世纪的作者在将希腊语译成保加利亚语时，除词汇差异外在语法上也碰到诸如加冠词与不加冠词和相应名词性实词存在性别差异等问题(Lepschy 1998：124)。对理解一些差异较大的小语种语法，其时主流语法学家的先验通用论调并无用处(Nowak 1994)。人们开始认识到所谓新奇语言带来的语义、词汇和语法差异，绝非偶然或个例，而是表明人类对现实有多种不同的概念化方式和表达方式。最终，语言相对论在德国得以发展，代表人物就是洪堡特，⑥当时具有民族主义和空想色彩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诠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主要方法。“语言外表及语音的不同，哲学公理以及一般的语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并被转化成人民精神面貌的不同......词汇总体代表了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而语法构成并代表了该民族的思想有机体......”(Knobloch 1988：186) 传统语言相对论视角下的语言间差异大致有三种诠释方式：词汇、语法和词源焦点。如果语言A的某个词在语言B中没有对应的词，并不能简单归为认知差异，如“一个没有通神学的社会当然没有通神学的名字”，这种情况显然不关语言学家的事(Sapir 1921：219)。再如亲戚的表达方式，“表哥、表姐”之类的称谓英文中统称为“cousin”，缺少具体对应；“伯伯、叔叔”，英文中都是“uncle”。因此，只有A语言中的某个概念词，在B语言中没有对应词，但有类似的概念可以辅助理解A语言中的概念词，这种情况才可归为以词汇诠释的语言相对论。 词源焦点关注的语言事实也是词汇，但核心是语言要素原始含义的现代意义体现。即在不同语言间存在对应关系的两个词，其各自的原始含义可能不同或存在部分差异，这常常导致词从中心义转向边缘义，使两个语义相应的词实际呈现不同的语义焦点。如使用交通工具火车，中文“坐火车”、英文“by train”、法语“par le train”，“坐”“by”和“par”在词中起背景作用，但如果考察这三个词的基本义，就可以解读出相应的认知差异：英语使用者将火车视为工具，法语使用者将火车视为能源，而中文使用者则强调主体与所使用工具的关系。 不同语言语法差异可能涉及的认知差异，远不如词汇差异明显。因为语法涉及语言整体，而非某个具体的词汇特征。语法差异的认知诠释主要基于针对语法元素的假设性意义，以及这些假设在语言实际应用中的功用。前文提到的普遍通用语法假设，是以拉丁语法为蓝本，即各种语言的语法都是根据屈折变化来区分的，屈折变化是反映语法关系的唯一方式。洪堡特据此将语言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孤立语和复综语。并提出，这些语言类型不是对等的，不同类型语言间的语法差异是语义式的。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一种，由于缺乏结尾的屈折变化，被视作是“杂乱无形”的语言，即一切依靠屈折尾部表达的结构语义信息在孤立语中都无法表达。按照这一逻辑，自然就得出用孤立语表达的思想也是“杂乱无形”的。用洪堡特追随者斯坦因塔尔的话说：“如果一个民族不清晰或者无规则地介绍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意味着在其自我认知和语言里几无则。”(Steinthal 1860：162)传统语言相对论的这种偏见，尤其是对汉语的狭隘理解，有助于我们客观审视西方语言学对汉语研究的影响。 【全文阅读】索绪尔语言学与语言相对论.pdf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