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华人学者利用其学术优势，对文学史/新诗史书写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努力践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李欧梵、王德威、周蕾、史书美、唐小兵、张英进等人从整体观出发，努力拆解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分期，跨越大陆、港台、新马、海外的地理疆域，辨析“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1）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内在关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小说这一文类，而对迄今百年的现代汉诗在海外的译介传播、批评与研究则呈弱势。尽管如此，叶维廉、张错、奚密等美国华人学者，仍自觉地对现代汉诗进行综合的整体研究，为“重划两岸四地的现代汉诗版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向度。
    一、整体观在现代汉诗研究领域中的出场
    检视历史，不难发现今日流行的中国文学史、批评史等名目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日本）的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2）在现代性追求的驱动下，新一代知识分子不仅引介外来的文学史著述，而且借鉴效仿西方现代文学学科建制，纷纷加入到中国文学史、批评史等研究与书写之中，先后涌现了众多不同风貌的文学史著作，如林传甲、钱基博、胡适、陈子展、林庚、柳仁存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及陈中凡、罗根泽、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著述。（3）这些史著对后来中国文学史、批评史在撰写原则、体例等方面具有范式意义。
    然而，随着全球学术互动协商进程的加快，既有的文学史书写的种种弊端也暴露无遗。其一，在时间维度上，因为历史政治因素，文学史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段。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阶段性特征，人们对历史的把握也总是历史之流中的某个部分，这符合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但文学史的分期随着历史朝代而更迭，在方便历史叙事的同时也暴露了研究者对历史连续性及其内在关联的轻视或忽视。以历史线性时间而论，中国文学史被切割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新世纪等不同的段落。这种研究路径造成了文学史叙事的破碎、段落式等问题，不利于学界从一个整体全局的界面对文学史做出观照。其二，在空间坐标中，由于社会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文学史被切割成为不同的地区板块。这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又最为明显。1949年以后，大陆与台湾等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空间，大陆学界把文学史划分为中国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甚至新马华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的地理空间板块。由于现代学科建制的精细与坚硬的理性标准，各个区域的文学发展各有特色，差异互现，这都是事实。然而，研究者过分强调地区差异而忽略了它们作为“华语”之相同或相似的美学风貌，这容易落入划地自限的窠臼。其三，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单一。由于研究观念的单一、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的文学史撰写显得僵化呆板，甚至出现被遮蔽压抑或忽视的文学现象。叶维廉对现代文学研究具有较为自觉的整体观视野，他指出，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给文学研究造成的后果：一是台湾海峡的分歧隔断了书刊的流通，由于党派立场差异，台湾当局对五四新文学一直心存戒心，淡然处之，如此使得当时的台湾没有新文学的学系或课程设置，没有一个收藏这一时期全部文献的图书馆；二是大陆编写的文学史的缺陷弊端，如丁易撰写的文学史根本不提胡适、其他的城市知识分子、新月派全体成员和许多新文化运动酝酿而做出贡献的理论家。（4）由于文学观念、研究方法、意识形态等原因造成文学史书写的人为切割，在此可见一斑。
    同样，现代汉诗的研究与史论建构也存在着在时间分期、地缘空间、研究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重复与差异。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存在着诸多歧异，前者所遭受的“边缘化”（5）历史境遇在所难免，现代汉诗的被研究关注失去了犹如古典汉诗在古代的荣光。晚清以来，由于“小说界革命”的提倡，小说这一文类在启蒙、革命、国族想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小说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一直到现在都比诗歌的研究可观得多。在启蒙革命时代，现代汉诗的大众化努力，虽然获取了底层民众的一定接受，但也损伤了一定的艺术性与审美性。被绑在政治与启蒙战车上的现代汉诗的发展，注定在自律与他律的漩涡中挣扎徘徊。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交互发展，现代汉诗的研究也逐渐地获得较为自主独立的空间。但好景不长，很快它又被商业、数字传媒大潮裹挟前行。在此意义上，现代汉诗的发展及其研究，一直都处于边缘性地位，步履维艰地向前发展。
    随着全球学术的交流深化、研究观念的更新与批评方法的自觉，这种人为切割、划地自限的文学史、新诗史的书写范式暴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整体性的观照视野成为学界的共同诉求。
    二、现代汉诗研究的整体观及其三重视界
    叶维廉、张错、奚密等美国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自觉跨越文学史书写的自我设限，打破森严的学科场域疆界与研究方法壁垒，以整体的眼光观照研究对象。
    首先，在时间纵向上，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人为分野。20世纪，中华大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沧桑，多次的政治变动，造成了国家的分裂、社会的动荡。尤其在1949年以后，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大陆与台湾至今形成了两个政治隔绝的空间。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两个地理空间的文学逐渐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文学传统，在文学史叙述上表现为各表一枝的断裂与承续的模式。如果把香港、澳门及海外等地区的华语文学纳入考察的范围，那么这种文学史书写形态更显繁复多姿、众声喧哗。
    具体到诗歌研究，奚密有意识地打通这种人为的历史分期，并以“现代汉诗”这一概念对五四以来以白话文创作的自由诗或新诗进行涵括整合，试图跨越现代、当代的囿限，对近百年的新诗发展进行整体的观照。奚密指认：“‘现代汉诗’意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我认为这个概念既可超越（中国大陆）现、当代诗歌的分野，又超越地域上中国大陆与其他以汉语从事诗歌创作之地区的分野。”（6）奚密以《现代汉诗》《现代中国诗选》（1992）（7）等大量极富才情的批评实践深化学界对“现代汉诗”的诗学体认。因为它既可超越时间上的现代/当代的划分，又可超越空间上的大陆/港澳台/海外的划分，在大文学史脉络中细查现代汉诗的来龙去脉，得以纠正一些流行性的误解和似是而非的定论。（8）奚密认为，现代汉诗在不同发展阶段与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在《现代汉诗》中，奚密说道：“现代汉诗的发展体现了相当程度的连续性。它肇始于1917年新诗的突破性实验；经过三四十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引介，不是猎奇或简单地模仿，而是缜密的学习和个人化的融合；五六十年代台湾和香港诗人对诗艺的多元探索，不但保存而且大幅度地向前推动了年轻的现代诗；最后，80年代初以来大陆和港台都进入一个多元实验和理论对话的新阶段。这些诗人和作品——其中若干已经在前面说过——共同为现代汉诗打下了稳固而乐观的基础。”（9）叶维廉也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指出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在对大陆40年代的继承与吸收所在多有。如三四十年代大陆的诗人和60年代的台湾诗人在对待诗歌语言的问题上，自觉对传统语言引起反思，企图以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学来调整西方现代主义的策略，达成一种新的融合作为现代主义更广的网络。“在这个关怀上，台湾的痖弦、洛夫、张默、辛郁、管管等诗人与四十年代穆旦、杜运燮、唐祈、杭约赫、唐湜是一致的。”（10）语言在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隐含着复杂的文化纠缠，但这种视角透出的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批评视野却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言述自觉地打破意识形态、历史分期等人为的自我设限，让人整体地理解两岸四地的现代汉诗内在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其次，在地理空间上，打破两岸四地的地域疆界。其实，海外华人学者打通现代汉诗在现代、当代的时间分野，就已暗含他们在空间上打破地缘政治的努力尝试。与以往的研究成果强调地区差异不同，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从整体观出发，既看到各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海外）呈现出来的差异，更看到它们内在的历史关联与美学传承。张错通过《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的选本批评实践，既对台湾现代汉诗的发展进行了历史透视，更站在20世纪现代汉诗发展史的高度纵论台湾新诗的美学得失，得出辩证的结论：“台湾现代诗既是中国大陆新诗主流的延续，也是台湾本土苦难传统的承继”。（11）从语言本体论角度自觉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进行理论建构，张错认为，现代汉诗的诗歌语言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寻找过程：“从松散的语言，到浅显的白话，再凝聚成抒情的语言，后来又发展到台湾高度抽象的超写实语言，算是走出了一个死胡同，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台湾当初找不到诗的语言在哪里，有很多晦涩、不流畅的东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人如纪弦、痖弦、郑愁予、洛夫、余光中、覃子豪、杨牧等人，逐渐地找到了所谓的‘现代诗’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白话，也不是文言。现代诗歌语言方才从无到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12）海外华人学者利用其流散的学术优势，以整体观的宽阔视野，深入现代汉诗文本内部，有效地探寻两岸四地百年现代汉诗的历史传统与美学风格。
    奚密也曾坦诚：“大陆与台湾的现代诗之间，同质性可能更高于异质性。”（13）奚密自觉深入现代汉诗发展的内在精神，指出大陆与台湾诗歌的内在关系：“由于政治的压抑和语言的障碍，1949年以前的台湾诗与1949年以后大陆来的诗形成一种断层的现象，两者之间几乎完全没有沟通。但就现代性和艺术精神来说，50年代的前卫诗既是大陆早期新诗的继承，也是台湾新诗的延续。”（14）奚密从整体观的视野重新审视现代汉诗在大陆与台湾不同空间的内在历史关联与美学传承。她既看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诗学脉络与理论资源，又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与有机地整合打通现代、当代的时间分立一样，美国华人学者对两岸四地的现代汉诗进行整合，并非强硬地把不同地理空间上的现代汉诗进行粗暴的切割黏合，而是深入现代汉诗文本内部，发掘其中的历史传统意识与美学风格呈现，从而接合到一种宏大的文学整体观图景之中加以把握观照。
    最后，在思维观念上，追求跨界意识。现代汉诗的研究在时间、空间上的突破，除得益于宽阔的学术视野外，还有赖于思维观念上的跨界意识。这种意识要求研究者在内容与写作上超越文学、历史、政治、思想、文化等畛域，在跨学科、跨文化、跨语际的比较视野中整体观照现代汉诗。叶维廉、张错、奚密等美国华人学者（台湾留美）不仅早年在外文系学习西方文学，而且在美国留学及毕业后又留美执教研究等都一直在比较文学系或东亚语文系。在跨中西的比较文化视野下，他们一方面对异域批评理论作近距离移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学问题采取远观姿态。（15）这种“近取远观”的态度不仅隐含了自觉的中西比较视野，而且更彰显了思维观念上的跨界意识。对现代汉诗的研究而言，研究者不再局限于诗歌文本的内部结构，而是把诗歌文本置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在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展开多向度的理解与把握。如在《“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1950年代的〈现代诗〉季刊》一文中，奚密对《现代诗》杂志的分析，自觉引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理论。奚密指出：布尔迪厄的研究对象是工业革命以来高度资本化的现代西方（主要是法国）社会的文化逻辑。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与其他社会范畴（如经济、政治）有相当明晰的区分，而在文化这个范畴逻辑里，又有各个独立自主的小世界，如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等。布迪厄称它们为“场”（field）。就文学场来说，他关注的是文学的生产、出版、流通、消费的机制、演变与实践。他企图在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找到一种折中和综合的角度，修正前人研究文化史的两个倾向：要不就是强调客观的社会结构命定了文学的特质（结构主义），要不就是强调个人意念与想象世界乃文学的唯一动力（现象学）。布尔迪厄认为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辅相成，生生不息的循环关系：文学场的成员（包括作家、批评家、编辑等）无意识地在发掘、累积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以便为自身取得有利的位置（position-taking）。为达到此目的而运用的种种策略必定取决于客观的结构性因素，而并非是无限量的。（16）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立足于文学艺术领域对整个社会结构与认识结构的深刻分析，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奚密正是以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深入探讨了《现代诗》季刊得以出现、流通并造成重大影响的种种文学与文化原因，在多重比较中提出：“我认为《现代诗》带来最重要的新象征资本具体表现在互补互动的一套‘习尚’上面，它包括了：对诗之本体论意义的认同与对诗作为个人志业的理念，诗人在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中的弱势，以及诗人自觉地有别于通俗文化和标榜强烈的个人主义。”（17）这种对现代汉诗作跨界的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现代汉诗本身的认识，而且在整体性、多维度中呈现了现代汉诗内在与外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诚然，整体观的三重视界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视野下，美国华人学者自觉追求并形成跨界意识与研究观念，站在一个宏阔的历史视界里，试图打通在时间纵向的人为分野、打破在空间横向上的地理疆界，促进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18）的形成与建构。
    三、作为现代汉诗研究方法的整体观
    在美国汉学的学术建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现代汉诗往往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被研究。由于美国华人学者的流散身份和立场策略，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概念包含着复杂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政治问题，涉及诸如时间、地域、语言和族裔等方面的复杂性。美国华人学者籍以打破时间、空间、思维观念等自我设限的整体观，被认为是美国华人学者现代汉诗批评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现代汉诗研究方法的整体观，（19）为人们重审现代汉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认识装置，借此得以窥探两岸四地现代汉诗发展图景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第一，有效地整合两岸四地的百年现代汉诗研究。大陆、台湾、香港、海外等空间地理疆域的现代汉诗，因各自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显示出历史与美学的歧异。然而它们的根又落在“现代汉语”或“华语语系”这一谱系上，各自接续着五四现代汉诗传统的不同侧面，分享着相同或类似的传统经验与共同的美学据点。1949年以后，大陆与台湾虽然空间隔绝，但一衣带水。文化流散（Diaspora）的书写现象伴随着全球化而不断深入。华侨华人将中国传统的文化带到移居地并生根发芽。这种流散经验深刻地嵌入到移民族群的集体记忆，并对后续的文学书写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缘政治的华语文学/现代汉诗均与中国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它们处于不同时空，美学风貌各异，但是它们的根系触须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但是返观大陆已有的现代汉诗研究成果，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文学史叙事主要是对发生在大陆的文学现象、思潮、主义、流派、作家作品加以分析，对台湾、香港、海外等地区的华语文学实绩视而不见。随着全球学术互动及深入，一些文学史、新诗史等著作逐渐对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海外等文学有所关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逐渐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20）被公认为新诗史书写的代表性著作。然而，它的历史叙事还是按照大陆、港台等不同板块进行编织，俨然把各自独立的两个部分捉置一处，其间的内在联系与美学脉络隐而不彰。由谢冕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21）虽然以选本的形式力图呈现百年两岸四地的现代汉诗发展史，但因其对台湾、香港及海外等地区现代汉诗的入选标准、概念模糊等也遭到研究者的质疑。（22）台湾学者马森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23）在时间、空间等方面，努力尝试将两岸四地、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创作情况，纳入到百年以来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源流与传承的脉络中加以文学史叙事，显得难能可贵。然而，也有论者批评此书名不副实，没有达到作者的预期目标，书名其实过于膨胀，给人患了“浮肿病”之感。（24）不容讳言，由于两岸四地的文学/现代汉诗各自发展日久，逐渐地形成了各具歧异的“小传统”，如何有效地整合这些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显差异的文学现象，是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在全球的学术互动中，在整体观视野下，撰写一部真正地体现两岸四地现代汉诗内在演变规律的发展史，仍是海内外学者的共同愿望。
    第二，推动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与建构。在全球学术互动的视野下，构建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不仅需要大陆研究者的积极努力，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与意义。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作为“另一种声音”，可以有效地打破原来单音独白的局面，对某一永恒性的权威进行颠覆或反抗，努力在平等对话中探寻现代汉诗共同的美学规律。恰如叶维廉在讨论“文化模子”的时候指出的，人们必须放弃以一个模子去规范另一个模子的固定思维，在尊重各自重复与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与美学据点。他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减缩和歪曲本源文化美学观念的错误，说得更准确些，为了打破将某单一文化的理论假定视作唯一永恒的文学权威这个做法，我们必须面对不同文化体系理论的基源作哲学上的质疑：问它们源于何处，它们作了何种衍变，并努力去了解它们在单一文化系统里和多种化文化范围里的潜能、限制及派生变化。如此，我们才能够寻出一些方法的指标，导向共同文学规律建立的可能。”（25）现代汉诗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需要具有打通时间分立、打破空间区隔、贯通跨界意识等整体观视野外，研究者还需要有意识地融合海内外相关的理论识见与学术成果，跨越“文化模子”的冲突，探寻现代汉诗共同的美学据点，达成“借异而识同，藉无而得有”跨文化的歧异与汇通。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背景，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巨大的怀想与热情。他们身处美国开展相关的比较诗学研究，时常回返中国文学美学的历史传统，不仅是在学理知识上求得的体认与把握，而且是在心理与文化身份上求得的认同与慰藉。在此意义上，美国华人学者对现代汉诗的批评与阐释，其间表现出的文学整体观视野、现代汉诗史的海外重构等，不仅彰显了他们接续历史传统整体性的“当下意识”，而且揭櫫了他们对母体文化乡愁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自觉谋划。诚然，美国华人学者由于自我身份认同、知识结构、历史意识和生命经验的差异，在建构中国现代诗学经验的主体性上，也会呈现出歧异的认知和差异的经验，值得展开深入辨析。美国华人学者在现代汉诗研究中彰显出来的整体观视野，一方面引发了大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诗学”（“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重划和主体观念的反思，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内涵的调整，另一方面也为现代汉诗/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和参与全球性对话拓宽路径，对推进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与建构，深化人们对“华语语系文学”的认识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1）“华语语系文学”是近年来海内外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学术命题。海外华人学者史书美、石静远、王德威、张锦忠、蔡建鑫等人先后加入讨论，蔚为大观，成为当前学界热点。王德威认为，“语言，不论称之为汉语、华语、华文，还是中文，成为相互对话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所谓的语言指的不是中州正韵语言，而必须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就像任何语言的交会一样，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见〔美〕王德威：《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上海文学》2006年第9期。
    （2）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第3-4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3）对这些早期文学史著述的研究分析，详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美〕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叶维廉文集》第2卷，第222-22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此文系海外学者较早地以整体观的方法探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5）美国华人学者奚密对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的差异进行了多重文化的探察，认为现代汉诗的“边缘化”不仅与时代、政治、社会、教育等相关，而且与读者群体的知识结构与趣味等密不可分。见〔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章“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美〕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香港《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7）Michelle Yeh，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8）张松建：《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2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9）〔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第201-202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0）〔美〕叶维廉：《文化错位：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中国诗学》（增订版），第2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1）〔美〕张错：《导言》（奚密译），《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第2页，台北，尔雅出版社，1987。
    （12）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第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3）〔美〕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第3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4）〔美〕奚密：《边缘，前卫，超现实：对台湾1950-1960年代现代主义的反思》，《台湾现代诗论》，第8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此文原载文讯杂志社编：《台湾现代诗史论》，第247-264页，台北，文讯杂志社，1996。
    （15）李凤亮：《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16）（17）〔美〕奚密：《“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1950年代的〈现代诗〉季刊》，《台湾现代诗论》，第43-44、7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对布尔迪厄“场域”（field）理论的详细深入阐释，可以参考〔法〕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8）李凤亮：《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海外华人批评家的启示》，《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
    （19）近来学界以“作为方法的……”为题来开展自己的研究所在多有。日本学者竹内好就有《作为方法的亚洲》一文，子安宣邦也有《作为方法的江户》，沟口雄三也有以《作为方法的中国》一文及同题的论著（北京，三联书店，2011）。虽然他们研究对象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选取亚洲/中国/江户作为观照对象，“亚洲”、“江户”、“中国”只是一个切入口，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用更宽广的、暗含比较的眼光来观察与思考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当下问题。这对我们考察和观照“现代汉诗”带来了重要的启发。
    （20）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谢冕主编：《中国新诗总系》（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2）古远清：《对〈中国新诗总系〉的三点质疑》，《学术界》2011年第8期。
    （23）马森：《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
    （24）古远清：《名不副实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兼谈台北有关此书的争论》，《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
    （25）〔美〕叶维廉：《批评理论架构的再思》，《叶维廉文集》第1卷，第5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