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男，1963年生。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掩面》《黑手高悬》《抚摸》《梅雨》《草青》《成为往事》《阮郎归》《下弦月》，中篇小说《中国屏风》《米黄色的朱红》《绸缎似的村庄》《瓦蓝》《黄花》《哑嗓子》等。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一对足够自律的父母抱怨他们的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不善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我想对他们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这样的事情，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隔膜和生疏的。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少年老成者，小小年纪便思考重大问题，沉重问题，把痛苦与怀疑引向自身，一点点植入自己心灵的？当然有。比如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十二岁便进入爱丁堡大学，研究哲学，终日思考着无数成年人都从来不曾思考过的，从来都不曾留过心、过过脑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孩子应该干的事情么?东方的老年人一定会说，让孩子去玩一会儿吧，别把脑子用坏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与我同岁，是他们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十岁的时候还在吃奶，每天放学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吃奶，然后才开始吃饭。现在想起来，估计他也吸不到什么，因为他已经九岁十岁了，他妈怎么可能还有奶?完全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和慰藉。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是能吃到奶的，因为每次吃完以后，他的嘴唇都是红润的，你想不信都不行。
    比如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十四岁进入牛津大学，研究希腊哲学，成年后完成著名的政治空想读物《乌托邦》。再比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十五岁进人大学研习哲学，小小年纪便显示出活跃的批判性才华。
    与休谟、莱布尼茨等人类历史上孤独耀眼的星辰相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不过是一些最为普通的材料，甚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最普通下去，那就只能沦为污秽的垃圾。现今时代的人，三十多岁还把自己当做任性撒娇的孩子，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男人女人，仍坚信自己是清纯可爱的男生女生，凡此种种，无不令人作呕，汗毛倒竖，有如面对噩梦。
    我也是平凡界的一分子，魂魄一脉，自感不是光体，不会晃得人眼睛流泪，从实用价值来说，亦无什么用处。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至四十岁以前，回望来路，在纸上伫立、穿行的时光要远远大于思考学习的时光。十几年间．曾经对于语言有过肆意的铺张和挥霍，很少问为什么，只是在埋头做，只是在低着头奔跑。很多人事实上也是类似的情况，但不少人还不无喜悦与自负地将此种行为称之为耕耘，甚至溢美为辛勤地耕耘。我从未以此种言辞命名过自己的行为。
    一个人，一个自以为有知识同时还有见识的人，对于世界，对于世界的入深、长度、高度和见方，及其奥秘，到底知道多少，其实极为有限，很可能只是一小块，较为熟悉的也只是自己所了解和知道的那一小块。除去那一小块，窗外的世界，窗外的一切，就都是无比陌生的，门外的每一条道路也都是晦涩难行的。英国人罗素曾有言，在中世纪以前，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常常是集于一身者，而且这样的一个人，并不都是每天都面对书本与墙壁，他同时还是一名真正的体力劳动者。而在现代社会，一位哲学家与一位数学家基本不能对话，一位数学家与一位物理学家也难以沟通。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知识与技能也越来越尖细如针头。张三不懂李四在干什么，王五写出的句子，所说出的话，对于仅仅只有一墙之隔的赵二来说，甚至对于与其同床共枕多年的妻子或丈夫来说，不啻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书。后者如果在心里暗自思忖前者所干的很可能不是人事，也完全正常，完全在社会的情理之中。
    经过多年的战争般的内心经历或精神炼狱以后，无论紧张也好，不和谐也罢，我与世界的关系已退居其次。数十年所见所闻所想，已证明有东西正在逐年生长或湮灭，重要的已开始在原野上显露出金黄。不再为发表什么，不再为证明自己还存在还有能力而写作，不再低着头奔跑，不再书写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什么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一天不再动手。踏上了这条路，就意味着内心或精神上开始了永远的动荡与沉重，永远都不大可能会有多轻松，自由也由此需要重新定义和认识。会有平静，也许也会有俗世的所渭的欢乐。有人把写作当做耕耘，当做农民种地，当做工人做工，当做每天必做的营生，不创作小说，也要写点散文随笔，甚至随便什么。就像勤劳的农民，两遍地锄完以后，有一点儿空闲，拎一只老母鸡或者牵一头小山羊去集市上碰碰运气。那就是会过日子的人，让自己和家人由贫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甚至富农，甚至地主，女人满足，孩子得意。这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也是一条路，而且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富裕和谐之路。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抵御黑暗，征伐丑恶，就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
    不是去赶集，更不是去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