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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时期，辞赋创作与赋学批评存在着互动关系，建立在辞赋创作基础上的赋学批评，反过来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与辞赋创作相适应，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赋学批评范畴，随着历史的展开，这些范畴逐渐进入了其他文体批评并且上升为中国文论的重要范畴，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丽”。“丽”是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语言的基本界定，也是该时期赋学批评的重要范畴，在赋学批评中反复出现。讲究语词的整齐、辞藻的华美，是赋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司马相如提出的“赋迹”说，到司马迁批评司马相如赋“靡丽多夸”，扬雄所谓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到王充提出的赋颂是“弘丽之文”（《论衡·定贤篇》），再到曹丕的“诗赋欲丽”、曹植的“辞各美丽”，阙名作者《徐幹〈中论序〉》的“辞人美丽之文”，再到皇甫谧的“文必极美”“辞必尽丽”“美丽之文，赋之作也”（《三都赋序》），夏侯湛的“言必华丽”（《张平子碑》），再到刘勰的“扬马张蔡，崇盛丽辞”（《文心雕龙·丽辞》）、“词必巧丽”（《文心雕龙·诠赋》）等等，都一致肯定了“丽”是赋体语言的基本特征。纵观汉魏六朝时期，与诗相比，在赋学批评中对“丽”的强调，远甚于诗学批评中对“丽”的重视。也正因为如此，“丽”从赋学批评逐渐应用到了诗歌和其他文类的批评领域之中，体现了一个渐变的过程。“丽”表征着对各类文体形式的语言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如果没有赋学批评中对赋体语言特征“丽”的强调，很难设想是否会有后世文论中对各类文体语言形式的自觉探讨。 ——“体物”。最早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朱自清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第一次铸成的新语，这确是朱自清的真知灼见。当然，朱自清的《诗言志辩》论的仅仅是诗，而未遑及于赋。其实，“赋体物而浏亮”又何尝不是如此？浏者，清也；亮者，明也。陆机提出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实际上承袭的正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玄学理路：“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所以，陆机的“赋体物而浏亮”，实则也正是胎息于玄学而第一次铸成的新语。“物—意—文”三者之间达到圆照契合的“清明”之境，正是“赋体物而浏亮”的真正含义。要达到“浏亮”的境地，对物象的描摹刻画则是关键。沿承这一思路，无论是后来刘勰提出的“体物写志”，还是谢朓的“体物之旨”，甚至一直到后来王夫之所说的“体物而得神”，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实始终没有脱离“物—意—文”三者之间达到“清明”之境这一基本要求，而且，“体物”作为一个表达创作要求和基本技法的范畴，广泛地渗透到了诗、词、曲、文等其他文类的创作和批评之中。具体来说，李白的《蜀道难》、韩愈的《南山诗》、欧阳修的《雪》以及柳永、周邦彦的“以赋为词”，等等，都可谓深得“体物”之法的精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