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柳青百年诞辰的时候，回忆我和他几十年的交往，翻看我写过的一些文章，思绪连绵，心情激荡。但我觉得还有的说，有的写，只因为疾病的困扰，精神和体力太差，所以，我就采用随笔形式，断断续续地写下一些片段，以此纪念我心中永远怀念的柳青。写作中，我得到柳青女儿刘可风的具体帮助，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让我感动，十分感谢！
    从深入生活到文学创作
    柳青生前和我交谈时，凡讲文学创作，必谈深入生活。他的“三个学校”论述（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享誉文学界。他说：“三个学校”没有毕业的期限，须终身勤恳攻读。“文革”中批他不突出政治，把生活的学校放在第一位。柳青反驳：没有生活如何结合实际学好政治、学好艺术。所以生活的学校居首位，是基础。
    柳青还说：对文学创作者来说，深入生活，仅仅是开始，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扎根在人民之中，融入到生活之中，在生活中沉下去，体验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心理、精神和思绪、情义和血脉、语言和默契，并且将这些融入到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中，只有贯通在自己的“感觉”中，在创作时，笔下的人物才会活跃在你的眼前，个个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这时你才会感觉到生活的神奇，创作的奥妙。
    柳青在和我交谈时，凡谈到文学创作的“感觉”时，他的谈兴就来了。他说：有这种“感觉”和没有这种“感觉”是大不一样的。有这种“感觉”，就能够把自己亲身体验到的生活精华，融入到作品之中，形成自己的血肉、个性、特色、风格。作家的创作倾向，也是在生活中形成的，常说“风格是整个的人”就是这个道理。要创作，就要深入生活、融入生活。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就是指文学事业是一种终身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不能三心二意，要长期扎根在人民之中，真正融入到生活里去，才能产生对生活的真实“感觉”，才能对生活中的人物产生真情，从思想到感情和人民亲密起来。没有这种只属于自己独有的生活“感觉”，就不大可能写出有特点的文学作品。
    由此他谈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就到了米脂，但那不叫深入生活，更谈不上融入生活，一直到1943年到米脂县三乡当乡文书，从这时开始才算真正下农村。这以前，虽然也常到农村，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因为并没有到农村的实际工作中去，只是为写作“搜集”资料，“观察”生活，还不是生活漩流中的一分子，而是崖上的旁观者。有在农村做实际工作和没有做实际工作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实际工作，才能找到创作的活水源，找到滋养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的维生素，真正融入到生活中去。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生活培养作家，也孕育作品。确实如柳青所说，他在三乡的山沟里做一名乡文书，一住就是三年，吃的是小米，点的是煤油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冲破国民党对陕北的封锁，他和乡村干部日夜谋划如何贯彻减租政策，如何把积极分子动员起来，组成变工队。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掀起了农村中大生产自救运动。最终生产发展了，粮食丰收了，政权巩固了，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彻底失败了，柳青参加了这些工作的全过程。
    通过这一段实际工作，三乡农村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表现和变化，新旧事物的矛盾、冲突和转化，在柳青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活生生的人和事，总在他的眼前跳动，让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创作冲动。于是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生活的感受，这就是后来诞生的《种谷记》。
    在大连市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军从东北撤出，延安迅速派出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建立地方政权。柳青是第一批派往大连市的干部，市委派他到大连书店负责书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的行政领导。柳青离开米脂县三乡时，已经写出了一个《种谷记》的草稿，在大连书店的工作走上正轨后，他便向市委宣传部申请脱产创作。市委知道他是作家，对他主持大连书店的这段工作很满意，所以在他提出请创作假的要求后，市委很支持，立即批准，考虑到大连书店地处市中心繁华地区，环境嘈杂，不适宜进行小说创作，便在海边日本人撤走后留下来的洋房中，给他选了一套两层七间房的小洋楼，还帮他雇了一名女佣人，负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柳青对市委的安排非常满意，他选了一间既能当书房，又能当卧室的房间，便不分日夜，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这一住就是三个月，直到长篇写完，才走出这栋小楼。这三个月他又回到了陕北的米脂县，回到了三乡，和那里的天和地，和跳动在他心头上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他完全进入了自己的小说世界，整天伏案写作。
    当他在写作中突然失去对人物的“感觉”时，脑海就一片空白，这时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便走出小楼，走向海边，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之中，眺望大海，吹海风，听海啸，让疲惫的身心得到片刻休息。过一阵子，回到案头，有时读着已写出的段落，“感觉”突然有了，思路也连贯起来，他就继续写下去。有时还是和稿子中的人和事接不上气，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就到楼对面市委宣传部长谭立的住处，和他讲延安的生活，说米脂的故事。柳青讲话幽默风趣，极具感染力，在延安就有“陕北契诃夫”之称，每次谭立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听柳青讲故事。这时柳青完全进入了陕北的生活感受中，不知哪个故事，填补了他心头上的空白，让他一下子打开了思路，新的构思，新的灵感，闪现在眼前，创作中的难题迎刃而解，立时心头就涌上来一股舒畅的快感。这时他生怕这难得的“感觉”瞬间消失，便戛然停止讲话，起身离去。开始谭立还不理解，后来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对柳青更加敬佩。
    柳青说，他在写《创业史》时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这时他就放下笔，走出家门，从崖上走下来，蹚过滈河，在河边路旁，在稻田场院，在农民的炕头上、饲养员的茅草房里，和乡亲们一起抽旱烟、喝水说话，常常就在这不分彼此的亲密接触中，眼前一亮，思想豁然开朗，就好像在头顶上开了个天窗，鲜活的人物、有声有色的细节动作、起伏曲折的情节、活生生的场面，一起涌进了他的视野，这时他就赶紧回家，忘我地投入写作中去。所以柳青语重心长地说：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要踏踏实实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从做实际工作开始，这是从生活到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
    《种谷记》写作一结束，他便到市委宣传部报道，同志们见他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满脸胡子拉碴，就知道这三个月他是怎么过的，大家都劝他先不要上班，好好休息调整几天。
    经组织上研究，《种谷记》由三联书店大连分店出版。
    在众多的批评中，巴金、叶圣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让柳青终生难忘
    在上海的柳青的好友周而复，看到《种谷记》后，非常高兴，便在上海组织一批作家、评论家座谈。他的初衷原是希望得到好评，受到肯定，鼓励柳青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事与愿违，与会者对这部作品，否定多于肯定，赞扬的话不多，批评的话却不少。意外的是，在一片否定的声音中，巴金、叶圣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巴老说：“不要看这部书写得不行，但他走了自己的路，将来很可能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叶老说：“这部书如同一列火车，每个车厢都很漂亮，就是缺个火车头。”
    这份记录柳青看了几遍，他没想到，自己倾尽心血的《种谷记》问题如此之多，批评如此之多，评价如此之低，话语那么尖锐，是不是上海的同行太苛求自己了？但他立时就否定了这种想法，自己第一次写长篇小说，虽肯吃苦受累，但经验、技巧还是不行，不少意见还是说到要害之处，说明自己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再现生活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说“看不下去”、“情节沉闷”、“故事不连贯、不曲折”、“没波澜”……这不正指出了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吗？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同行的指点，靠自己去摸索，不知要花多长时间，走多少弯路才能体会到。《种谷记》是他头一个长篇习作，有缺点，甚至失败都不可怕，最怕的是把缺点当优点，对失败不以为然。柳青的不寻常之处，就是善于多思，善于从正面反面进行深入思考，从中汲取营养。
    第二个长篇《铜墙铁壁》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
    柳青离开了大连，准备回陕北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争，由于战事阻隔，这一长途跋涉一走就是十个月，到延安时，战争已经结束。他无法直接感受战争中的实际生活和气氛，只好进行深入而广泛、认真而细致的采访。初稿写出后，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加工修改，才在1951年出版。
    《铜墙铁壁》出版后，虽然获得好评，但柳青自己对《铜墙铁壁》的评价始终不高。他明白，他没有经历战火纷飞的生活体验，而是靠采访收集材料写成的，和战争的实际体验有明显的距离，尽管在采访中自己用心体会战争生活，但在感受上，总是有些隔阂，这就影响创作的激情发挥和细节的生动丰富。所以柳青在总结《铜墙铁壁》的创作时，他认为：“结构是完整的，主题明确也集中，情节的发展也比较匀称，不像《种谷记》，一疙瘩稠，一疙瘩稀，人物也不像《种谷记》那样杂乱。但作品的生活气息不浓，人物的立体感不强，尤其缺少生动的细节。所以这两部书都不是成功的作品。”正是通过这两部作品的实践，使他认准了方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决心到基层中去，到生活中去。所以他在1952年就到了长安县，开始了在皇甫村十四年艰苦难忘的生活。
    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要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但长期深入生活也难
    柳青常说：“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特别是一个作家，如果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他要想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情绪，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柳青1952年9月落户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仅七个月，到1953年4月，他就辞去了这个副书记职务，目的是为了长期住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有利于他永远保持普通人的感觉，也让农民永远把他看成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但深入生活也难，尤其是像柳青那样的有影响的作家，从1952年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后到1956年，四年间一篇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也没发表，界内外人士对他的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就产生了怀疑，各种不同的说法也冒出来了。有的说：“长期住在一个村子里不是方向，肯定写不出大作品。”预言他一定失败。有的说：“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在皇甫村待下去了。”有的劝他回西安当驻会作家，到省委宣传部做领导工作。他的老朋友到皇甫村看望他时，转达了省委领导对他的关心：“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也可以像其他作家那样到处跑跑，写点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小东西。”对于这些反应，柳青没作任何解释，他想到“社会生活千差万别，文学作品多姿多彩，难道大家都采用相同的生活道路吗？自己的计划本来就是长途跋涉，不会立竿见影”。“每个人对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看法也不会相同，走的道路也不会相同，我走的道路是根据我对艺术的理解确定的，无论成功或失败，我都要坚决走下去。如果我失败了，说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是我对文学的一点贡献。”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见解，不仅没有动摇他，反而坚定了他的方向，激励他更加努力刻苦写作。事实上当时《创业史》已写出了两稿，虽有提高和进步，但离他心中的奋斗目标，仍有距离。在写过《种谷记》《铜墙铁壁》这两部长篇小说后，他想自己今后的创作，如果没有独到之处，没有个性特色，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特别是经过皇甫村的几年生活体验，使他越来越对自己过去写的作品不满意，他决心要在艺术上闯出一条有自己风格的新路，掌握一种新的与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相融合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比较好地掌握以人物为中心，解决好艺术角度问题，使《创业史》在整体结构上、在情节描写上和谐舒展，内容和形式统一。为实现这个目标，他立即投入到第三稿的写作，拚死也要越过这道他多年也没有越过的沟坎。
    1956年是他最苦的一年，也是他创作上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忘记了妻子，忘记了子女，忘记了家庭，忘记了欢乐，只有创作的苦恼。他食不香，睡不宁，变得又黄又瘦，身体极度衰弱，长了一身黄水疮。讲起这一年，他笑着说：“那才真正是‘脱胎换骨’，狼狈极了，这是我创作最艰苦的一年。”到了1957年，他暂时停止写作，深入学习和研究一些中外名著和成功作品，然后进入了第三稿的写作，终于有了转机，走进了自己创造的艺术天地，完全进入了角色。他说第一部写得顺畅，第二部、第三部就好写了，如果第一部疙疙瘩瘩的，还如何能写好下面的几部。闯过了这一关，柳青开心了。从此，吃饭香了，喝茶有味儿了，人也胖了。1975年柳青给我的信里有一句这样的话：“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这十年，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过来，没有死，我胜利了。”其中就包含了这一段难忘生活的概括。
    柳青在皇甫村时，曾给文学爱好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答习作者》，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考验他劳动的坚韧性。自然，也考验他的生活基础、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这三个方面如果是不及格的，甚至只有一个方面不及格，那在他来说，就是打了一个没有把握的仗，随时都有放下武器的可能。我的经验就是自我克制，就是忍耐，就是坚持工作。不要着急，哪怕进展很慢，也不停息。只要你是有条件写这个东西，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更不要气馁。如果谁怀疑到自己的努力是否会有效果，如果被几句难听的话吓倒趴下，说明自己是个没出息的人。”这是柳青一生创作遵循的原则和切身的体会，如果没有这种成败不移、背水鏖战的坚韧性，他是写不出《创业史》的。
    一直关心柳青健康和创作的阎纲先生，在柳青百年诞辰写的纪念文章中，有一段话十分直率、精准，让人读了更加怀念柳青、敬佩柳青。他写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的过程。’柳青以惊人的、顽强的意志，义无反顾投身生活长达十四年之久，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写作，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到死留下人格魅力，留下划时代的《创业史》。我们不妨作一番对照，毛主席以上所要求于文学家的哪一条柳青没有做到？”
    柳青是一位让人尊敬的文学家，让人怀念的文学家，他的不朽形象永在。
    周扬与柳青的两次对话
    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中国作协召开理事会，周扬同志到会，当时《创业史》第一部刚刚出版，文艺界和各家媒体反映热烈，好评如潮。周扬同志见到柳青时，怀着喜悦的心情走上前去祝贺他，对他长期生活在皇甫村，对刚刚出版的《创业史》给予充分肯定。柳青当时已看到第三次“文代会”周扬同志的报告未定稿，他真诚地对周扬同志说：“您在报告中对《创业史》讲的好话太多了，《创业史》刚刚出版，还没听到更多读者的反映，先不讲这么多好不好？”周扬同志觉得柳青讲得有理，回去便对讲稿中有关《创业史》的文字做了压缩，但在他的报告里，依然两次提到《创业史》，在表扬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创业史》的文字还是最多的一部。
    过了四年，1964年初在政协例会期间，周扬同志来宾馆看望作家们，在见到柳青时，他对柳青长期落户农村的生活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正在畅销的《创业史》第一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交谈中他问柳青：莫泊桑、高尔基、鲁迅都培养出了成名的青年作家，你心目中可有对象，准备培养谁？柳青对周扬说：“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再是作家个人去培养，而是火热的建设生活和当家作主的人民培养。在今天，好石匠可以教出好徒弟来，但文学却办不到。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很杰出的，一定会冒出来的。旧事物在客观上是新事物的帮助者。文学艺术一样，也是这个道理，专门去培养，不一定是很杰出的，而且客观上还不利于他们成长，会助长他们的优越感、特殊化和骄傲情绪。在今天老作家的任务，一是要在深入生活上做出榜样；二是在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上做出榜样，以自己的行动和作品，影响青年作者。”周扬同志非常赞赏柳青的见解，不停地点头，他建议柳青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五十年过去了，从周、柳的两次接触，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周扬对精品佳作的渴望和关爱，肯定和鼓励；柳青辩证唯物的精神和从难从严的创作态度，以及他们对青年作者的殷切期望，都表现在二人的话语言谈之中。
    柳青谈《红岩》及其他
    柳青虽然长期生活在农村，但他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特别是读者反映强烈的作品，大多找来看看，以使自己了解当前文学创作的状况。“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看过一些长篇小说之后，不安地写信给我：“古典之林的小说，哪有平铺直叙的！平铺直叙，人物站不起来，更不要说能动人了。人物是平面叙述，场景描写肯定是静物罗列，平铺直叙的东西再好，也是公园里的假山，不是崇山峻岭。”但他在读过《林海雪原》《三家巷》《红岩》之后，却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他预言《林海雪原》会是“传世之作”，他说：“这样题材的作品，曲波还有得写！”他看过《三家巷》之后，对欧阳山的艺术技巧之精湛和独到之处是很称赞的。他说：“似这样追求艺术技巧的作品，是十分难得的！”而对《红岩》他讲的就更多了。1961年底《红岩》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一本。很快，便收到他的热情来信，信中写道：“在读《红岩》，有一些想法，很感兴趣，觉得这是很大的成就。这两个同志的第一本小说，达到这样水平，的确是令人鼓舞的。1960年你来皇甫村的时候，谈到的就是这本书吧！他们采取了近代手法，这证明生活赋予作家发挥才能的基础，可惜在一些最困难的章节里，他们没有坚持这种手法调动和安排众多的同场人物，显出了低洼地带。我想这样要求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人，也许是不合情理的。”柳青这里指的“低洼”地带，是说作家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人物的眼睛。写两个人物以上的场面，不能时而从这个人的角度，时而又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描写周围的人和事，而应该自始至终在这个章节里，用一个人的眼睛去观察看待周边的人和事。当你在写一句话、一个场景的时候，应该明确是谁在说，谁在看，一切都从你笔下的这个人物的视觉和直观出发，就好像你是通过他的眼睛在看这一切，通过他的嘴在说这一切，你处在他那种心情之中。这样出现在你笔下的人和事，环境和事物便都有了个性，变得活生生的了。这时人物会沿着自身的规律顺畅地、自然地向前发展，而作家这时也进入了创作的最高境界，支配作家身心的、占据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的是艺术角色的本身和灵感，而不是其他。从作家笔下流出来的那一系列的人物和对话、情节和场面，都是个性化的，这样的作品，就进入了一个独有的、崭新的艺术王国，艺术的感染力就完全不同了。柳青讲这段话，是针对《红岩》中徐鹏飞、毛人凤设宴诱降许云峰一章和围绕假释放刘思扬的一些章节说的。柳青认为：罗、杨对小说《红岩》的构思是十分巧妙的，自始至终从人物描写着手，大多数章节都注意了艺术角度，只是在个别章节忽视了这个问题，形成艺术手法上不够统一，出现了某些不够协调一致的地方，对一部基本成功的长篇小说来说，这是很可惜的。柳青对《红岩》有很高的评价，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还特别强调《红岩》在艺术上也比当今出版的一些长篇小说强，生活充实，情节构思好，文字流畅，特别是描写角度处理得很好。但柳青也不是一味肯定，在谈到《红岩》的不足时，他也非常认真地从人物刻画上谈了一个问题，要求我们转告作者。这就是对刘思扬这个人物的把握和描写。柳青认为，从作品里看，刘思扬这个人物是不真实的。柳青说，刘思扬是一个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参加革命，而在参加革命后，又为什么那样地坚决，从作品里看不出有什么根据。在他被捕之前，他经受过什么样的考验，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使他背叛家庭，走上了一条与他父兄完全相反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道路，使他在被捕之后，成为一名非常坚定的革命战士。存在决定意识，现在的描写没有提供足以说明符合人物的思想、心理、情绪形成与变化的内在依据。也许在作者的心里，这个人物是有根据的，但在作品里没有写出来。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文人相轻，对这部作品，我是充分肯定的,但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我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作者占有的生活材料很充实，也许不费什么力就能解决。但如果不解决，始终是个问题，这问题即使现在不提出来，迟早也会提出来的。
    “只写人物的活动表现，而不注意写他活动表现的根据。这个问题在《红岩》里其他一些人物的身上也存在，不过不像刘思扬那么突出，而且其他人物也不像刘思扬这个人物那么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得比较多，意见比较肯定，请你们和作者认真研究。”对柳青的这些看法，后来在他来京时，我向他做了解释。我告诉他，罗、杨之所以这么写，意在说明，刘思扬与狱中那些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党员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还年轻，还幼稚，还不成熟，假释刘思扬以后，刘思扬急于和党接上关系，险些上特务的当等情节，这在稍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党员身上是不会发生的，但在刘思扬的身上发生了，说明刘思扬还需要在斗争中不断磨练提高，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走向成熟。听了我们的介绍，柳青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兴奋。
    柳青对《红岩》的评价和意见，我是十分重视的。很快，我就给罗、杨写去了一封信，把这一切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后来，他们在武汉相遇，柳青高兴地祝贺他们，同时也十分坦率地把他的这些看法和罗、杨二人进行了交流。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1964年罗广斌、杨益言来京见到我时，还谈起这次会面。罗、杨很有感触地说：“在我们接触的作家中，柳青给我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不仅艺术上造诣很深，而且理论水平也很高。他和我们的谈话，很深刻，有见解，对我们的启发帮助很大。”
    一次柳青和我谈起长篇小说的创作时，联系他看过的一些作品，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粗糙凌乱的构思，冗繁的内容和平铺直叙的描写，刻画不讲究角度，场景描写不通过人物的眼睛，而是客观罗列，意义不大的人物过多，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细节，读这样的作品，不是一种美的享受、心灵的共鸣，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让人感到厌倦……你们不要出版这样的作品，出版这样的作品，不仅有损出版社的声誉，也把读者的胃口搞坏了……
    他在和我的另一次谈话中还讲到：“文学源于生活，重要的在于艺术实践，而完成艺术实践的是技巧。为什么有些作品读起来让人感到轻飘飘的？原因就是不是源于生活。虚构、编造的东西，从来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这个东西，是弄不得假的。好比一个驴子驮得动的东西，就不要用大骡子、大马来驮；同样，是个驴子，也不要把它写成个起重机。”源于生活，不断实践，讲究技巧，以质取胜。这虽是柳青五十年前说的话，然而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真谛！
    1951年柳青在完成《铜墙铁壁》的当天下午，就到刚刚创办问世的《中国青年报》上班，担任报社的编委、副刊部主任。他虽然在《中国青年报》仅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尽心尽责，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来稿，十分关注。刘绍棠的短篇小说《红花》，就是柳青从大量来稿中发现的，他一口气读完，立即被这篇有着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小说感染。他热情地推出，亲自撰写编者按：“这篇稿子的作者，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团员。虽是一篇习作，但写得相当动人。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刘绍棠一直不忘柳青的鼓励。粉碎“四人帮”后，柳青来京看病期间，刘绍棠专程赶来看望柳青。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柳青知道刘绍棠长期扎根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还写出了一部长篇手稿。临别，柳青柱着拐杖，送刘绍棠到楼下的大楼门口，语重心长地对刘说：一定要把长篇写好，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一部为人民认可的长篇，就很了不起，不要着急出版，自己满意了，再拿出去出版。
    “文革”前，柳青看过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短篇小说集《彩霞集》之后，满怀好感地对我说：“浩然对农村的生活，有很丰富的积累，从他现在的年龄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他的文笔也好，不仅生动流畅，而且有生活色彩，有思想深度。文学的技巧，主要从生活中来，所以叫创作。而创作的手法，都是作家在研究生活之后，在如何表现生活时，创造出来的。这种手法不仅打着生活的烙印，也深深地打着作家个性的烙印。他认为浩然有很高的文学天赋，这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具有的，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如果有名师再指点一下，他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他对浩然抱有希望，甚有好感。我把柳青的这些话告诉了浩然，浩然很兴奋，表示一定要登门拜访柳青。后来，可风告诉我：“他们终于在‘文革’期间见面了。父亲到北京看病，浩然不止一次去他的住处看望和交谈。一次是1972年，我在场；一次是父亲从北京回来告诉我的。1972年那次，浩然很兴奋地对我说：‘我看《创业史》，就怕看完。’”柳青对青年作者一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同时他对青年作者要求也很严，从不说过头话。他说过这样的话：“最糟糕的是，对于一些有才华、有前途的年轻人，采取庸俗的吹捧态度，吹捧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延缓他们的进步，就是扼杀他们的前途。”他知心地对青年作者说：“成名和成功不完全是一回事，成名不一定成功，成功一定成名。现在成名极容易，只要写出几篇像样的东西，杂志很多，印刷方便，一下就成名了。然而对艺术来说，名并没有多大的好处，老老实实下苦功，这才是艺术规律。”“文学作品要强烈，像酒精一样，而不能掺进去大量的水。”谈到作家的修养时，他说：“一个作家没做到，就别说；做到了，也就不用再说了。作家需要的是作品，而不是豪言壮语！”这些话都是柳青发自内心的声音，讲得多好！
    柳青性格上纯真可爱的一面
    柳青一直低调做人，三次“文代会”陕西代表团回到西安，省委书记为他们接风，在和柳青握手时，省委书记高兴地说：“你现在是全国著名作家了！”柳青立时就说：“可不要这么说，你只说我是作家就行了。”柳青做什么事儿都是很认真的，事先考虑来考虑去，想好后才办。这是他处事待人上的特点。但也有考虑不周、简单从事的时候，常常在这些问题上，反映了他性格上纯真可爱的一面。1961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柳青只赠送了二十余部，我觉得送的人太少了。在他来京开政协会议时，我便向他提出：“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部书的出版，特别是与你很熟的朋友，不送不好。”
    听了我的话，柳青睁大了眼睛，问我：“主动送去好吗？人家高兴，不讨厌吗？”我说：“你也不是没有选择地送，送那些关心你、熟悉你的朋友，只会高兴，怎会讨厌？”柳青接受了我的建议，扩大了赠书名单，但在赠书时他不签名，常常对方还以为是出版社赠送的。我问他：“为什么不签名？”他笑了，说道：“写上请某某同志指正！这实际是一句客套话，通知人家，我已经出书了。”正因此，他送巴金同志的书也没签名。开会时，巴老拿来让柳青签字。这件事让柳青非常不安，觉得很对不起巴金同志。这种不安的心情，在给我的信中流露了：“给巴金同志送的书未写名字，人家又叫我写，显得不尊敬长辈。一个人常有这样的情况，在重大问题上，总是谨谨慎慎，而在日常的琐事上，特别是在事务性强的程序性的事情上，有时并不那么细心，应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