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鼓舞和助力,使人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看电影《红海行动》,给人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红海行动》是根据中国海军奉命从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创作的电影。2015年,也门内乱,干戈四起,中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及时援手,从战乱中撤离华侨,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从战乱之地、突发自然灾害之地及时撤离国民侨民的事,多次见诸新闻,亲历者都有切身体会。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哪里有灾难有危险,哪里的中国公民侨民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中国政府的援手,感受到祖国的力量与关怀。《红海行动》奉命执行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种部队一支小分队——蛟龙突击队,只有八名队员,他们完成了保护侨民安全撤离“伊维亚共和国”,营救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记者夏楠和全部人质,而且截获了恐怖分子用于制造“脏弹”走私的“黄饼”。通过一系列冒着生命危险的紧张战斗,塑造了蛟龙突击队集体英雄主义群像,展现了海军特种部队淬火成钢、克敌制胜的超强战斗力,表现了中国军人的道义担当。 我以为,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力量、责任、担当。有责任才有担当,有力量才能担当。该片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要求。中国军人形象和军队形象,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重要载体。中国文艺,尤其是军事题材作品,就是要担当起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时代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是一个国家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是一种不畏霸权、不畏邪恶、敢于维护人类正义和平的精神与力量。 100多年来,世界列强适应了中国是“东亚病夫”而不适应中国“强起来”,所以制造出种种“中国威胁论”。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或多或少受到了所谓“威胁论”的影响,在讲述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侮斗争的历史时,总是要照顾到列强的“感受”,因而心存顾忌,无形中缩手缩脚,束缚了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不能够理直气壮地表达中国人民的和平要求与正义斗争,叙事难以舒展。很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在作祟。今天,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文化自卑心理,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中国梦”,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发展。《红海行动》就是一次现在时的表达,是响应时代精神的文化自信的艺术行动。 那么,《红海行动》表达得怎样?达到了怎样的艺术层次?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所谓大片,就是电影工业的极致产品,多种技术手段合力形成的审美效果。确实,整场电影都是在高强度对抗与较量的镜头中完成,同时又有高技术的清晰与逼真,有身临其境之感。首先,空间广阔,场景丰富,大海与沙漠之辽阔,高山与峡谷之壮阔,都市与小镇之差异,自然环境的强烈对比,严酷与苍凉,时时给人一种移步换景之动感。其次,城里的巷战,小镇的狙击,沙漠的截击,战斗之激烈,从汽车、装甲车、坦克到飞机,无处不是战场,无处不是技能的较量。蛟龙小分队的成员个个身手不凡,协同作战,出奇制胜,显示了高超技能与现代武器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机械对抗产生的奇观画面,令人称奇。战争是残酷的,只有在残酷中升腾起正义的力量,才能化残酷为审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海行动》通过一系列奇观画面完成了审美转化。这一点,超越了此前中国某些“大片”止于视觉奇观而不能达到审美转化的缺憾。中国的电影总是要进步的,尤其是大片,一定要完成从视觉奇观向审美的转化,《红海行动》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 如果说《红海行动》还有什么不足,我以为有一点值得商榷。这就是在写事件与写人物的侧重上,事件很清楚,但人物还不够突出。也许是为了避免个人英雄主义,对人物的描写也几乎是平分笔墨。虽然小分队队长较为突出,但还没有达到主人公应有的突出程度,尤其是独特的细节刻画、心理刻画不够。艺术就是要典型化,就是要塑造典型人物,就是要塑造主要英雄人物。要写行为,更要写性格。也许在这样短暂的情节里写性格是一件难事,也是一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但艺术创造往往就像战争一样,要完成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键还在于如何讲故事。讲故事要用巧劲,这是电影的一个高难度动作,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大发挥空间。 《红海行动》,是响应时代召唤的艺术行动,期待有更多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电影佳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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