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汉语隐喻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重新审视汉语隐喻研究发展演进路径，厘清隐喻研究的发展脉络，为汉语隐喻研究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在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语境下，隐喻作为一种语言运用现象，从传统修辞的比喻辞格类型进入到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隐喻的研究视域。总结汉语隐喻研究的发展历程、理论观点、方法及其代表性学者的主要成果，对于有效推动我国隐喻研究的发展是必要的。 古典修辞隐喻研究的历史发端 汉语隐喻研究的历史传统和主流方向都是基于修辞视角展开的，传统修辞观把修辞看作调整、修饰语辞的活动。由于汉语隐喻研究是在传统修辞体系初步建立基础上提出的，因此修辞视角的研究意识根深蒂固。 先秦典籍的很多片断式论述可以反映当时学者对譬喻的定义、成因及其作用的认识。“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譬称比方。”（《荀子·强国》）“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守约名以相期也。”（《荀子·正名篇》）汉语比喻理论较为系统的阐述集中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中。刘勰对比喻的定义、表现形态、分类，以及如何用好比喻、比喻的功用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揭示。12世纪南宋陈骙的《文则》在“比喻十法”里第一次明确提出“隐喻”类型，这部作品对汉语比喻研究起到了分水岭作用，最先开始对比喻从语言形式上进行了具体分类，区分了直喻、隐喻和简喻等类型，分类标准多样，初步具备了现代修辞学意义上的比喻研究理论雏形。 近现代修辞学视角下的隐喻研究 在我国近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有两部修辞学著作对于隐喻研究起到学术发轫之功，区别了明喻与隐喻等辞格异同，尤其提到隐喻义因习用日久可以成为词语本义，形成“死隐喻”现象，把隐喻的修辞研究和语义研究结合起来。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唐钺的《修辞格》（1923）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修辞格的专著，后者则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陈望道对比喻辞格从构成要素、形式特点及相互关系上进行了分类阐释。他把比喻辞格的构成分为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三个要素，依据三要素使用的异同和隐现，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隐喻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比喻，在本体和喻体关系上比明喻紧密。明喻在形式上是“甲如同乙”，甲乙之间是相类关系；隐喻在形式上是“甲就是乙”，甲乙之间是相合关系。而借喻比隐喻更进一层，直接把喻体作为本体代表。对于比喻的类型划分，从语言形式和构成要素出发，并指出本体和喻体之间关系，这些见解影响了现代修辞学对于比喻辞格的研究，后继学者的研究尽管对比喻分类在描写上更为细致、多样，却很难超越陈望道确立的比喻理论体系。 当代多学科领域构建的隐喻理论研究 在当代汉语隐喻研究中，耿占春《隐喻》一书已开始显露出超越传统修辞视角的倾向，从哲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和美学等多学科综合视角，对语言与隐喻的关系、隐喻形成的基础、隐喻义的理解以及日常隐喻与诗性隐喻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方语用学和认知隐喻等理论视角的引入，汉语修辞学界不再固守传统单一修辞研究视角模式，开始在修辞与语言理论整合的视角下拓展传统修辞研究路径。比如，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2001）借鉴语言学理论中的语义特征分析法，提出了必有特征、可能特征和不可能特征，对认知性辞格的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描写；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2007）在借鉴Fauconnier等人“合成空间”理论基础上，集中探讨了隐喻认知凸显、隐喻主体构建和解读隐喻过程的自洽原则；徐慈华《选择与适应——汉语隐喻的语用综观研究》（2009）在整合维索尔伦关于适应性语境相关成分的分析和胡礼全、黄华新、陈宗明等学者有关意图探讨基础上，构建了隐喻生成与理解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刘大为认知性辞格的研究是典型的具有当代新修辞学研究思路的理论成果，其对作为认知性辞格的比喻的研究，既继承了汉语传统修辞研究成果，又在借鉴语义特征分析法的基础上，对比喻的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分别做出了详细的描写说明，尤其是在词义分析中提出必有特征、可能特征和不可能特征的概念，认为认知性辞格的本质就是对不可能特征的接纳，构建了认知性辞格的完整理论体系。 汉语隐喻研究的理论演进路径及其启示 总结汉语隐喻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重新审视汉语隐喻研究发展演进路径，厘清隐喻研究的发展脉络，为汉语隐喻研究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首先，在“隐喻”概念内涵的理解上，汉语隐喻研究最初是在譬、比、譬喻的总名下展开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初步建立比喻体系；陈骙在《文则》一书中提出“隐喻”定义，其中“简喻”一类已同于今天隐喻（暗喻）辞格；唐钺在《修辞格》中提到了“隐比”；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将比喻三分为明喻、隐喻、借喻，并进行分类阐述，“隐喻”的修辞研究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西方传统修辞学研究中就已提出“隐喻”概念，关注词语隐喻义的理解问题，隐喻研究与语义学研究结合密切，随着当代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开始探究隐喻的本质和理解过程等问题，把隐喻推进到人类为特定交际意图的实现和认知思维方式的研究视角。因此，中外学界虽然都沿用“隐喻”这一术语，但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涵盖了不同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的认识成果。 其次，在隐喻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建构上，汉语的隐喻研究关注了隐喻的构成、形式类别、表达效果和社会作用，对于隐喻与思维的关系以及概念隐喻的形成等问题还缺乏深入思考。当前，已有汉语学者开始从隐喻的神经制约机制以及认知主观性等角度，开展跨学科多角度研究，使汉语隐喻研究深入到认知心理和思维方式等人类心智问题的实证研究。 最后，从隐喻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观念创新上看，汉语隐喻研究的修辞学成果较为丰富，但多囿于比喻分类体系的建构。刘大为认为，传统辞格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把辞格仅看作一种外在于语义内容的表达技巧，缺乏从特定交际意图实现方式角度考虑辞格具有的不同性质和语言形式特点。当代西方学者从认知视角对于隐喻理论视域的拓展，也启发了汉语学者突破传统修辞研究理论瓶颈的意识，汉语隐喻研究在审视自身传统修辞学视角基础上，从只关注隐喻词句本身的语言形式层面的静态研究，转向对制约隐喻产生的认知形成机制与意图实现过程的动态研究，今后隐喻研究必将在多学科领域视角的交叉研究中寻求理论支撑与观念更新。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语言经济原则视阈下汉语历时演变研究”（HDRC2016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绥化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admin) |